西方恐懼再現　20年後「中國衝擊論」捲土重來

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最近先後在不同場合，談到拜登政府對華關稅政策，兩人的意見相左。

美國耶魯大學講師、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上周在北京參加一個活動時直言，中國在生產非碳替代能源產品上有比較優勢，而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世界迫切需要這些產品，對中國採取保護主義立場，「可能是歷史性錯誤」。他擔心，「拜登正在進一步深陷一場對華貿易的新『永久戰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本月3日在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則為美國的貿易政策站台，指責中國在經濟政策上缺乏現實主義思考，「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威脅」。他認為，世界無法消化，也不會接受中國想要出口的一切。

克魯曼是「中國衝擊論」（China shock）的主張者之一，他近期也不止一次對中國因國內經濟問題，對外輸出產品提出批評。

上個月，克魯曼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做好準備，第二次「中國衝擊」來了》的評論，提出的觀點是中國領導人似乎不願意增加消費需求，剩下唯一的出路是維持巨額貿易順差，把中國生產但不能或不願意消費的東西傾銷到其他國家。

他認為，拜登政府最新的對華關稅政策是在釋放一個信號，即中國不能把自身政策失敗的結果，推給其他國家。

「中國衝擊」並不是第一次在美國引發擔憂。美國在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了道路。中國也從那時起，成為「世界工廠」，為全球消費者提供廉價商品。

不過，大量中國產品出口隨後引發擔憂，美國指這掏空了當地的製造業，加劇了人們對全球化的抵制。有美國學者曾指出，大量中國商品湧入，導致美國在本世紀初失去超過200萬個就業崗位。

隨著中國在產業鏈上向上攀升，出口的產品從玩具、傢俱、紡織品等低端產品，逐步轉向新能源汽車、電池、太陽能板等技術和資金密集度更高的先進產品。這些產品來自原先由發達國家企業稱霸的行業，中國產品進入國際貿易場後攪動波瀾，使得新一輪「中國衝擊論」四起，美歐相繼在這個問題上向中國發難。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因為對「中國衝擊」的擔憂而實施關稅壁壘的做法，與傳統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比較優勢是矛盾的，對中國並不公平。

一方面，一個國家因為國內供大於求而出口某一種產品，就被貼上「產能過剩」的標籤，那麼「產能過剩」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在不同領域存在各自生產效率和價格優勢，透過貿易進行互補，能做大全球蛋糕，採取貿易壁壘阻礙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則與市場化和自由貿易的精神背道而馳。

要說中國的生產效率和價格優勢來自於政府補貼，恐怕也不完全站得住腳。需要看到的是，產業政策下的政府補貼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在內部激烈競爭下存活下來的中國企業，自帶的拼勁和饑渴卻是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但反過來說，西方對「中國衝擊」的恐懼也並不讓人意外。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今年1月在一場論壇上曾開玩笑說，中國企業「卷完國內同行，卷國際同行，做一個行業就迅速地把價格幹到腳脖子……這樣想想，有時候是不是也不太好」。這樣說是白話，但美歐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批評，最核心的擔憂就是中國逐步在價值鏈上攀升，動到了長期以來都屬於歐美企業和歐美國家的「乳酪」。

令警惕心和自我保護意識加劇的，是雙方在意識形態上越走越遠。尤其是過去10多年，西方對於中國會進一步與西方主導的國際主流價值觀靠攏的期待越來越低、甚至可以說已然從這個一廂情願的想像中醒悟，西方國家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中國要走的並非西方曾經想像的與西方趨同的道路，而是與之競爭的道路。

雖然在關稅政策上看法不一，但羅奇和克魯曼都對中國經濟前景透出了同樣的不樂觀。

曾經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大友好」的羅奇離開北京後告訴媒體，他在這趟北京行中，觀察到當地企業家和學生的情緒低落，沒有看到此前那麼多年到訪北京時他所熟悉的那種活力；當下的氛圍，「最多是一種沮喪的認命」。克魯曼則感慨，中國領導人不是透過政府支出來支持消費需求，而是支持生產，令人感到奇怪。

對於「中國衝擊論」以及美歐的保護主義，恐怕中國能做的並不多，不過要走出眼前的經濟困境，相信主動權還是掌握在中國自己手裡。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