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風投城市」豪賭車企有成　新能源產業群聚來之不易

在合肥國際機場大廳正中央，展示的不是代表性的城市元素和裝飾，而是蔚來新能源汽車。

工作人員告訴《聯合早報》記者，蔚來汽車（簡稱蔚來）是合肥的「土產」，把車子展示在機場大廳C位，能吸引遊客對它進行靜態體驗，提高對蔚來的認識。

合肥是安徽省省會，蔚來和這座工業城市的緣分可追溯至2020年。蔚來當時因資金鏈斷裂深陷危機，合肥在公司面臨破產之際拿出70億元（人民幣，下同），換取蔚來24%的股份。

這筆救命錢讓蔚來從命懸一線到浴火重生。在兩年內，蔚來實現了盈利，股價也節節攀升，市值一度突破千億元。合肥政府之後對蔚來股份的套現獲得可觀回報。

從長期效應來看，這項投資還吸引了大批上下游企業入駐，包括大眾汽車、比亞迪，以及鋰電池製造商國軒高科等，形成產業集群效應，使合肥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聚集地之一。

為中國產業升級指路

合肥去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74萬輛，在全國排名前五；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輛新能源汽車在合肥下線。

合肥對蔚來的投資在外界看來是一次成功的豪賭，讓「合肥模式」迎來高光時刻。所謂「合肥模式」，指的是政府以投資的形式吸引大型項目落地，促進產業的集群發展，實現地方產業升級轉型。

事實上，被外界封為「最牛風投城市」的合肥早在十幾年前就進行過兩次令人驚歎的投資，分別是2008年拿出財政收入的一半投資中國顯示屏製造商京東方；2017年出資超過100億元合資成立半導體公司長鑫存儲專攻儲存晶片研發生產。

兩項投資的成效顯而易見，京東方的落戶讓合肥建立起了千億級的新型顯示產業鏈；長鑫存儲則讓合肥在半導體行業上實現從0到1的突破，成為內地少數擁有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的城市。

憑藉著合肥模式，合肥從2012年至2022年地區生產總值（GDP）以年均超過8%的速度增長，並在2020年躋身「GDP萬億城市俱樂部」。合肥去年GDP也達1.27萬億元，同比增長5.8%，高於全國0.6個百分點。

總理李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內地房地產市場深陷困境、經濟轉型之際，合肥模式成了中國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發展的示範。

全國兩會閉幕不到兩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3月下旬邀請了25家中外媒體到合肥採訪，瞭解當地政府與企業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一些平常少讓外國記者參觀的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的新能源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安徽）、以合肥為總部的國軒高科、陽光電源等中國製造業出口「新三樣」企業也為媒體敞開大門，介紹產品和現代技術。

在大眾汽車（安徽）面積10萬平方米、相當於15個足球場大的焊接車間，1000多台多軸機器人正在生產新能源車，龐大廠房因為工人稀少而顯得格外寂靜。

大眾汽車（安徽）焊接車間主管辛克介紹，該車間的自動化率超過90%，整個車間只有140名員工。他說：「我們現在每天可生產300輛汽車，但不久後這個數字可以增加到1200輛。」

幾乎每家受訪企業負責人都強調了公司在創新和技術研發上的投入，以及合肥在產業聚集和人才培育的優勢。

安徽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羅文杉受訪時指出，地方資本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政府能否準確把握市場驅動的產業發展趨勢，而合肥政府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一支充分了解產業技術路徑的專業團隊。

人才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合肥擁有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在技術界名聲響噹噹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該校培養出近60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平均每一千名本科畢業生中就有一名院士，比例是中國高校之首。

中國各城市爭搶高新技術人才的競爭激烈

即便如此，受訪政企主管人員指出，在各城市搶人才的競爭激烈下，合肥的高新產業人才依然面臨短缺。

安徽省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張雲受訪時不諱言，合肥未來三年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高精尖人才短缺可能達到3萬多人。他說：「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國軒高科高級副總裁王啟歲也指出，除了高級人才，與新能源領域相匹配的藍領工人也非常稀缺。為解決這個問題，公司不得不與一些高校合作，提前「預訂」這方面人才。

地緣政治的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合肥向高新技術產業轉移的不確定性。

中國「新三樣」產能過剩近幾個月成為中國與歐美的新分歧點。歐盟至今已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發起反補貼調查。一旦調查認定補貼成立，這些產品進入歐洲後將被徵收更高關稅。

張雲坦言，歐盟貿易壁壘對安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他也表示全球市場很大，安徽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做得非常好，並且隨時可以開拓其他市場。

不過，內地各其他城市想複製「合肥模式」並不容易，一些城市在嘗試過程中「交了學費」，成效卻不理想。

張雲說，合肥模式是建立在安徽戰略疊加的優勢之上，其中包括長三角一體化、中部崛起計劃、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他說，這為合肥提供了創新和產業基礎的優勢，以及較強的地域功能和和戰略空間。

另有分析指出，「合肥模式」能成功，也包括該模式的底層邏輯，有效地兼顧金融回報和社會發展，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地方發展實力，更好滿足當地人民生活的需求。而此前，合肥也沒少受挫折。

例如，作為內陸城市的合肥，曾在2007年以46億元引進中國最大民營船企江蘇熔盛重工，甚至砸重金挖航道解決解決產品外運出路。但隨著航運市場2012年急轉直下，熔盛重工因鉅額債務而暴雷。這次失敗的經驗，證明城市在尋求產業發展時，「逆天」之道不可行。

羅文杉說，合肥模式能不能被複製，要綜合評估各個地方的產業基礎、人才供給、和對產業的判斷，且一定要因地制宜去做。

「因地制宜」在合肥官員們受訪時被多次強調，這或許是他們這些年投資經驗中總結出的體會。

合肥的經歷證明，除了地方條件的硬實力，幹部也須具備嘗試的膽識和勇氣，並且能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畢竟任何投資決策都帶有一定的風險。

但眼下中國多地財政吃緊，風險的承受能力又與地方政府財力呈正相關係，這也意味著合肥模式要在其他城市成功複製將更具挑戰。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