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中國可以說不》背後 民間與學界的聯動
記者手記：幾乎每隔一段時間，藉由偶發的社會和政治事件，輿論場就會掀起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近到農夫山泉的遭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身亡後中國網絡輿論場的反應，遠到2012年多個城市聯動發起的反日遊行及抵制日貨行動，批評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調基本口吻一致，那就是隨着中國崛起，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已然合流且共振，在洶湧而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裹挾下，中國正在距離多元、開放、包容越來越遠。
情況果真如此嗎？或許更值得追問的是，放在改革開放的周期中，中國民族主義經過了怎樣的醖釀與鋪墊，又是如何成長起來的？《香港01》記者多次與政治學者房寧圍繞此話題展開對話與討論。房寧長期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並曾兩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授課。從上世紀80年代打開國門後的文化震撼到自由化浪潮，再到六四事件帶來的政治震撼，房寧是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和參與者，進入到90年代，民族主義思潮經過80年代的醖釀開始興起，房寧詳述了三個標誌性事件：中國青年看世界、《中國可以說不》，以及《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這三個事件互相作用，彼此關聯，推動民間表達進入學術話語，也呈現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歷史圖景。
經記者整理並房寧修訂，《香港01》將所談內容分上、下兩篇刊發，上篇聚焦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篇透過三起標誌性事件回顧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文章內容保留了口述風格，以期從第一視角提供理解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獨特面向。
問卷調查《中國青年看世界》
1995年新年過後，按慣例「青馬」要研究年度的工作計劃。前幾年，我們安排了一些調研和研究會會員的徵文活動。這些都是民間學術團體慣常的活動。這一年，我們考慮要搞一點新活動，來點新花樣。我們想到，是不是搞一次媒體上的讀者調查。那些年雖不像改革開放初期，各種社會問卷調查那麼時興，但也還是一種比較有意思的活動。我們是一箇中青年的學術團體又大多在高校工作，於是我們提議搞一次針對青少年政治觀念的媒體調查。王小東那時已經調到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他與《北京青年報》熟悉。他建議找《北京青年報》的副主編楊平聯繫。那時《北京青年報》是一家相當有影響的報紙，我正好也與楊平認識，就請王小東聯繫楊平。
我記得大約是2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小東約楊平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大門西側的紅樓餐廳餐敘，探討一下媒體調查的事。那天，我因為有課去的晚了一點。我到達的時候，發現在座的還有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孩子。經介紹才知道，這位小美女原來是《中國青年報》新組建的調查中心主任馬明潔。馬明潔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的首屆畢業生，她十分活躍，快人快語。聽說我們要搞媒體調查，她馬上表示有興趣。她還興致勃勃地談起了「21世紀的報業競爭」。我們覺得她很聰明也很可愛。我和王小東與楊平談起「青馬」希望與《北京青年報》合作，搞一次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活動有關的青少年政治觀方面的隨報調查。馬明潔一聽便說，這個設想很好，她願意承辦。我很意外，不知道如何協調。馬明潔顯得很有信心，甚至還和楊平爭了起來。我們三人畢竟年紀大，馬明潔是個小妹妹，似乎不好與她爭論。我也考慮畢竟《中國青年報》是帶「國」字頭的報紙，在全國影響更大一些。於是，我表示《中國青年報》可以考慮。但馬明潔提出，要是由她們來做，還需要一些經費。我有些為難，我們研究會沒有太多的經費。馬明潔表示，她可以去找贊助。最後，大家商量好一個妥協方案，如果馬明潔找到了贊助就由中青報辦，如果找不到經費，就由北青報辦。楊平很大度地答應了。
沒過幾天，我接到馬明潔電話說，經費的事落實了。我挺意外，沒想到這個小姑娘還真能幹。接下來就是商量調查題目，馬明潔說，如果就國內問題調查青少年的政治觀會比較敏感，有關部門審批起來困難會比較多。馬明潔建議搞一個中國青年國際觀的調查，中國的事不好說，那就說外國。馬明潔意見我們都認可，最後調查題目確定為「中國青年看世界」。
確定了搞青年政治觀調查為研究會今年工作重點，我們就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馬明潔、王小東負責《中國青年報》方面的準備工作，我重點負責動員研究會方面的學者做調查題目的研究和醖釀。我們召開多次會議，請了許多研究會的骨幹徵集調查問題。人民大學的葉衛平、郝立新等都給我們出了不少主意。最後，由馬明潔、王小東和我確定了問卷。馬明潔不愧是行家，從社會調查和新聞學角度提出了許多專業性意見，保證了調查問卷的質量。
我記得，應該是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那天調查問卷登報。問卷回寄截止日期是8·15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準備9月份公布結果，大概的節奏就是這樣的。問卷登報那天我很緊張，不斷給馬明潔打電話。當時已經是90年代中期，民眾對於社會調查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初期反響那麼熱烈，有時遇到社會調查訪問甚至會有些反感，訪談員很難敲開老百姓家的大鐵門。《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當時還有幾十萬份。電話裏，我和馬明潔說，能有一萬份回寄就好了。如果回寄太少，那就尷尬了，畢竟我們費了這麼大的周章。
第二天一早，接到馬明潔的電話。她說，「房老師，有個事挺有意思，昨天下午都下班了，有兩個清華的學生找到我們報社直接把卷子送回來了。」我們調查的形式是，隨報附上一張表格，讀者在表格與題目對應編號上做標記。馬明潔說，當時兩個學生是一起過來的，送回來兩份答卷。我們都感到很意外，這說明什麼呢？接下來的幾天，問卷的表格如雪片般湧向《中國青年報》的傳達室，報社收信的數量猛增，各個角落都堵滿了。這讓我們欣喜不止。到了後期有成捆的包裹寄到，原來一些學校和單位把填寫問卷搞成活動了，複製了報紙問卷和答案表格，請學生或青年填寫。有的一個包裹就寄回兩百多張表格。蜂擁而來的郵件使馬明潔的社調中心完全招架不住了。不得已我從首師大請了20來位學生，每天從西三環穿城而來，到東城海運倉的中國青年報社來幫忙拆郵件和登錄，忙的不亦樂乎。據最後的不完全統計，大概收到了15萬份。看到報社隨報調查反響如此熱烈，《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們非常高興。聽到相關情況反映後，一直非常支持和關心我們研究會的北京市委宣傳副部長劉述禮和北京市委副書記李志堅也對此事十分重視，一直關注事情的進展，給我們很大的勉勵。
可以說，這在當時是一件影響蠻大的事情。9月15日，公布完調查問卷的頻次統計之後，我們開始撰寫一些分析性文章，主要由王小東負責。小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文章寫得非常好，總有股揚刀躍馬的豪氣，並且具有理論功底。他性情直率，說話、寫文章尖鋭、激烈。他是80年代民族虛無主義最嚴厲的批評者。
說實在是，我現在還很懷念那段時光。儘管當時我們很孤立，我的心中也有許多困惑和迷茫，但我們很有勇氣，敢做我們想做的事情。何新、聞迪、陳映真，當然還有王小東、馬明潔以及我們「青馬」的兄弟姐妹，我把他們視為戰友，引為同道。我想他們的名字會與那段歷史同在。
結果公布之後，各路媒體，主要是國外、境外的媒體紛紛要求採訪。而讓我們感到最意外的是美國大使館居然在很短時間內就找上門來了，他們要求了解這個調查的背景。他們問了三個問題：第一，搞這個調查有何背景？第二，我們怎麼看待和評價調查問卷的結果？第三，調查方法是否專業、科學？
我們很好奇，美國大使館怎麼會關注這個事情。畢竟以前我們沒遇到過這種情況，心裏不免有些疑惑甚至緊張。我們幾個人商量之後大概做了這樣回答：第一個問題，很簡單沒有上級授意，主辦單位是馬研會，這是我們自發組織的項目；第二個問題，如何評價這次調查得出的結果，我們特意強調這只是對《中國青年報》讀者的調查，而不是全國青少年的抽樣調查，現在的結果僅僅反映該報讀者的看法。第三個問題，我記得回答的很巧妙。針對美國人的懷疑，我們指出《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主任馬明潔是北大社會學系的第一批畢業生。美國人一聽就懂了，因為當時雷潔瓊、費孝通先生創辦的北大社會學系自然是洋派，用的都是美國教材、美國方法，相當於美國培養出來的人才。這一點足以讓大使館的人信服。
直到多年後，我們才知道美國大使館派員匆匆來訪的內幕。這是唐家璇外長後來把相關情況反饋給了《中國青年報》，他還表揚中青報完成了一次很好的「公共外交」，當時也叫做「人民外交 」。畢竟美國大使館非常關注中國年輕人的思想動向。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雖然調查是以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為由頭，但調查問卷中一些問題，至少從結果上看與美國密切相關。其實當時連我也沒有特別注意美國人關心的那三個問題，三個問題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刻意安排的，而美國人發現了問題。我們的問卷中有這樣三個問題：「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結果美國排第一，日本排第二；「你最不喜歡的國家」，結果美國也是排第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結果美國還是排第一。這三個問題是開放題，空着三個空，由讀者自己寫上去。問卷本身沒有任何引導，出現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甚至我們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和不解。
我想美國大使館最終還是確認了中青報調查的真實可靠性，向美國政府做出了報告。後來美國總統克林頓（William Clinton）就改變對華政策到美國國會聽證會發言時引用了兩個例證，一個就是這次《中國青年看世界》的調查結果，另一個就是後來中國的一本所謂「民族主義」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克林頓以這兩個事例，說明中國的社會思潮轉向了，中國青年的國際觀改變了，以此說服美國議員改對中國的「遏制」政策為「接觸」政策。
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青年看世界》產生了許多外溢效應，以後的幾年我慢慢地感受到了。
1999年一月的一天，社科中心來電話，說武兆令老師叫我馬上來一趟。那時我還住在人大院裏，社科中心在人大附中外面的一座寫字樓裏，距離很近，我十多分鐘就過來了。我到了武老師的辦公室，見到武老師正在與兩個青年人談話。見我來了，武老師說：我給你介紹兩位年輕朋友，便指着其中一位個頭不高，人很精幹的小夥子說「這位是宋強」。宋強，我一下反應上來，他不是《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嗎？確認了宋強的身份後，我很高興，宋強的態度更是熱情。他說：房老師終於見到你了！我們一直都特別感謝你和王小東。我聽他這話有點疑惑，便問是怎麼回事。於是，他向我講起了《中國可以說不》的來歷。
原來《中國可以說不》的幾位作者都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張藏藏，真名張小波。喬邊，真名馬利軍。張小波和宋強都是校園活躍分子，搞搖滾音樂和所謂新詩歌，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問題學生。後來又因為一些其他問題被解除了學籍。馬利軍是寧夏石嘴山人，回族，人非常樸實。他有個缺點外語總學不好，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也退了學。這幾個同學失學後就來了北京，當「北漂」。幾個同學雖然因各種原因失了學，但可都是聰明人，十分敏鋭。和所有的熱血青年一樣，他們關心社會、關心政治，又都會寫，有很好的表達和寫作能力。問題是幾個一文不名青年人來了北京能幹什麼呢？那個時候，社會的閲讀風氣很盛，於是在大學校園裏興起一陣「攢書熱」。一些大學生湊在一起，很短時間內就能攢起一本書出版，有的居然還成了暢銷書。比如：《第四代人》就是當年大學生寫的一本暢銷書。
宋強等人當時很落魄，幾個人擠在北京的一間地下室裏，天天琢磨着弄個什麼營生好生存下去。別無長技的他們想來想去還是想到只有依靠自己的雙手，依靠自己手中的筆，打拼下去。於是，他們決定：攢書。定了攢書，接下來的問題是：攢什麼書呢？正在犯愁之際，一天他們偶然看到了《中國青年報》上的讀者調查《中國青年看世界》。這個調查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共鳴，他們持續關注和研究調查的後續結果和各種評論，漸漸地一個主題在他們頭腦中形成了——民族主義。他們意識到中國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識正在發生重大改變，新的民族意識、愛國主義已經萌動，這可真叫「風起於青萍之末」。於是，他們決定打民族主義牌。當年，日本的民族主義代表人物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本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他們就來了本《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出版後十分暢銷，甚至可以說在出版界、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定轟動。這本暢銷書也是觀察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一代思潮變化的重要窗口。如果說《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所反映的民意是統計學意義上的，那麼《中國可以說不》可以說社情民意的市場表達。很多人愛看這本書，人們爭相傳閲，一時間洛陽紙貴。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可以說不》賣了300萬冊，還不包括盜版。這在中國政治評論性書籍中是空前的。
該書的幾位作者各有特長，應該說也反映出了當代青年的幾種類型。第一作者宋強，很有文藝細胞，擅長社會觀察，有較強的表達和寫作能力。第二作者張藏藏，是個很有頭腦，善於經營的傢伙，他主要負責書籍的出版經營。還有就是古清生和喬邊。古清生是個青年作家，本身是寫小說的。他在青年人中可算是個有見識有閲歷的人，年輕輕的他曾經考察過黃河，是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人。最後一位作者是喬邊，也就是馬利軍。馬利軍後來說，那時張藏藏常擠兑他沒有怎麼參與寫作，也就是在一旁敲敲邊鼓。既然張藏藏這麼說，馬利軍索性就化名「喬邊」，是敲邊鼓的諧音。馬利軍為人樸實，是個埋頭苦幹的人。《中國可以說不》出版後，馬利軍在宣傳推廣，即所謂「鋪市場」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總之，這幾位年輕作者都是有個性的有為青年，中國青年的思想轉型，中國社會的思潮起伏被他們感受到了，捕捉到了，也被他們表達了出來。
那天，我來社科中心比較晚了，記得談了約有半個小時，宋強等人就起身告辭了。我把他們送出來，宋強站在電梯口，對我說：房老師我們一直想見到你。我們當年寫《中國可以說不》是受到了你們做的《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的啟發，成為暢銷書是誤打誤撞。《中國可以說不》出版後，許多不喜歡的人一直在罵我們，說我們是一群憤青、「發燒友」，根本不配談論什麼國際政治，更不配談理論。我們雖心裏憋着一口氣，但的確我們不是專業的理論工作者，我們確實也不懂什麼國際政治，我們只是對國內崇洋媚外風氣看不慣，一時興起，一吐為快。但是，你們就不一樣了，你們是專業工作者，是專家、教授，你們才是中國真正的精英，你們一定要講出中國的理論，你們也有能力講出中國的理論。
宋強問我：我們能否合作出書。我問什麼意思？他說：我們幾個寫出《中國可以說不》以後確實發了點小財。說到這，他狡黠地笑了笑。我現在還記得他當時的樣子。宋強告訴我，現在他們幾個人合夥開了一家出版公司，一年能出兩三百種書。他說：房老師，你看這樣行不行，由你來組織寫一本真正反映中國立場、中國道路的學術著作。你們就管寫，出版的事我們來負責。宋強態度十分誠懇認真，看他的態度，我就隨口答應了。我說好呀，那我們考慮考慮，看看能做點什麼。宋強有些意猶未盡，但話說到這兒，他就依依不捨地和我們告別了。
和宋強見面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真實真誠的年輕人。但宋強所託出書的事，說實在的當時忙這忙那，確實沒有認真考慮。但過了不久，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
和宋強見面後，轉眼間就到了春天。5月10號那天，我正好在社科中心，因為同事也是好朋友趙會民要我到人大附中幫他辦點事情。他也是「青馬」會員，辦完事，我們就到社科中心坐坐，那裏是我們的「家」嘛。可是，忽然他的BB機響個不停，他又是看BB機，又是打電話。我問怎麼會事？他罵了一句，說TM的把大使館給炸了。我沒弄明白，忙問他炸了什麼使館。他說，美國把中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炸了。我大吃一驚！趙會民急匆匆趕回學校了。那時他已經是我們學校的黨委副書記了，分管學生工作，自然要趕緊回學校。
很快北京的大學生紛紛前往美國駐華大使館抗議。學生們抗議聲討聲勢很大，整個北京群情激憤。那天晚上，我也是徹夜難眠。但是，我不能和學生們一樣去大使館喊口號、扔石頭呀！作為一個學者總有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晚上十點來鐘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和宋強約定寫書的事情。想到這兒，我決定馬上動手，組織「青馬」的同伴們寫書。我想我們應儘快發聲，時間緊迫，不能按常規去組織課題最後出版，而要儘快在現有的基礎上有寫有編。總之，儘快出版一本書，表明我們的看法。
那晚，我便開始打電話，給王小東、李新中、祁金利、韓德強等同伴聯繫，也給宋強打了電話，說馬上就開始寫書。宋強很高興，連聲說好。我們商定，書的主題就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道路。能寫就寫，來不及寫就把以前與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章拿出來，由我和宋強進行統一的編纂和改寫，最後搞成一本專門論述當代歷史條件下中國發展道路的學術性著作。
當晚，反正也睡不着了。我索性打開電腦開始構思這部書的框架。之所以選擇這樣的題目並準備在盡短時間拿出成果，其實是因為我們前期大量的準備和長期思索形成的一些既有的思路和看法。而且，當時我手上有一個五萬字的研究當代世界經濟政治關係的研究報告。
1992年以後，我在迷茫之中逐漸沉靜了下來，決定好好地思考，好好地觀察，真正做些理論研究工作。這裏我首先是要感謝社科中心，感謝武老師。「青馬」成立後，社科中心和武老師對我們這些骨幹十分關心，着意地培養我們。也許因為我做秘書長的關係，與社科中心聯繫最為緊密，有空就往社科中心跑，因此也許我受益最多。
社科中心是整個高校系統中思想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的中心。社科中心聯絡着全國高校的哲學社會科學院系及教師，組織學術研究，觀察思想文化動態。社科中心當時組織了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的課題，涉及範圍遍及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藝術、新聞傳播等等諸多學科。那時，從周一到周五，有時甚至周末，社科中心人來人往，會議研討不斷。那裏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每天出入社科中心的都是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哲學社會科學的頂級學者，泰山北斗、洪鐘大呂。
每逢中心舉辦重要的研討會、研討班，武老師都要求我們「青馬」骨幹儘量參加。1991年社科中心舉辦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班，當時影響很大，中心請了陳岱孫、高鴻業、吳易風等專家領銜講座，我幾乎是每次必到。此外，理論經濟學方面的陶大鏞、宋濤、魏興華、胡鈞，國際經濟學方面李琮、仇啟華，哲學方面黃枬森、朱德生、趙光武、徐崇温、陳先達，倫理學方面的羅國傑、許啟賢，科學社會主義方面許征帆、靳輝明、樑柱、林泰、李潤海，歷史學方面戴逸、龔書鐸、張海鵬，新聞學方面喻權域，文學方面袁行霈等等大名鼎鼎的學者們，隔三差五就來中心開研討會、舉辦講座。武老師對我格外關心、關照，每有重要學術活動都會通知我參加。我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直沒有再上研究生。那陣子我常開玩笑說，我是在社科中心讀的碩士和博士。應該說，這些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頂尖學者都是我的老師。
當時，社科中心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變化問題十分重視，我也對這方面的問題很感興趣。
1991年以後，我開始比較系統地關注和思考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1992年我和趙會民合著出版了《現代西方政治理論》，1995年我出版了《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引論》，這是我自己獨著的第一本著作。現在看起來，這本書還是僅僅是個習作水平，但那是我在社科中心受到歷史、經濟、政治、哲學、文化的全面訓練之後的成果。
當年，高層領導們對我們「青馬」學者的成長格外關注。聽說我出版了《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引論》，「青馬」顧問、時任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十分重視，指示要召開新書發布會。新書發布會在人大資料樓二層的大會議室舉行。「青馬」開會我照例要提前到，那天我早早地來到會議室，一進門居然有一個人已經坐在裏面了。我定睛一看，竟然何東昌主任！何主任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從不讓人稱他「主任」，我們一律稱他為「東昌同志」。那天我好感動，一個年輕教師一本小書的發布會，居然國家教委主任親自出席並且提前到會。那天會上，東昌同志給了我及「青馬」的年輕學者們很多勉勵，記得他還特意加重語氣地說：「我們就是要培養我們自己的精英」！在80年代，「精英」是個特殊用語，特指那些西化、「自由化」的學者。
大約是1997年的時候，社科院有個大項目「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研究」，由當時馬列所所長靳輝明老師負責。國家社科基金也設立了相同的課題，有社科中心牽頭，北大閆志民老師負責。由此，在當時形成了具有一定熱度的「當代資本主義研究」。武老師和閆志民老師知道我在關注和研究這類問題，就把我也吸收到課題組裏，還委以重任讓我撰寫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國際循環與周轉的部分。為此，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惡補發展經濟學、金融學等學科的知識。正好在1999年初，我完成了一個關於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國際循環與周轉的長達5萬字的研究報告。「炸館」後，我敢於答應宋強在短時間內組織一本研究當代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全球化的書，就是因為有這個5萬字報告的底氣和一個時期以來的研究基礎。
很快王小東、李新中、祁金利、韓德強也都拿出了他們負責的部分。小東多年來在弘揚中華文化和民族意識方面有深厚積累和大量論述，他將之系統化整理了出來。王小東激揚文字，他特意寫出了《俠客行》作為全書的後記。王小東的《俠客行》引李白詩《俠客行》開篇，喊出了中華民族要在文化和思想上從「新的極權主義統治世界」的死亡秩序之下突圍。小東的《俠客行》是一篇悲憤的檄文，振聾發聵，感人至深。當時，我讀此文讀到熱淚盈眶，讀到潸然淚下，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另一位重要作者是李新中，原在高校工作後調至社科中心任副主任。他提供了很多有分量的內容。祁金利和韓德強是「青馬」的青年一代。祁金利是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組建者之一，清華「求是學會」是後來高校學生「馬研會」第一家，只是不叫「馬研會」。後來北大學工部組織了北大學生的「馬研會」。北大學工部的王桂英、鞏獻田、王春英、隋鳳花都是「青馬」的骨幹。韓德強在北航，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工作幹部，他主持的北航學生黨校當時是首都高校學生工作的一個模版。小韓思想活躍，沒有條條框框，理論水平也很高。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他負責的部分裏預言了未來北約和俄羅斯將在烏克蘭發生衝突。這真神了，居然被他言中了。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與宋強等人的《中國可以說不》、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三部書一起被稱為中國民族主義「三部曲」。《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主要價值在於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即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經濟、政治秩序做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和認識，揭示了全球化的經濟實質；揭示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民族主義是中國這類後發國家在全球化時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鎧甲」。
我記得了6月4日那天夜裏，我改好了《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全部稿子。第二天，宋強便拿走了初稿做進一步的編輯和修改。但是，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部充滿了愛國激情和學理化的精心之作，在出版過程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宋強把書稿拿給北京的多家出版社看，得到了反響十分一致也十分滑稽。每家出版社看過書稿後，第一反應都稱讚是本好書，但繼續談出版就面露難色了，他們都怕惹事。結果宋強跑遍了北京各個主要出版社都沒有結果，從六月一拖就拖到了9月。當時，已經有風聲說中國加入WTO談判取得重要進展。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政治氣氛又進一步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9月初的一個晚上，宋強又約我們到青年政治學院大門南側的「川樂園」吃飯。那個川樂園堪稱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個樂園。我們許多研討、策劃就是這家川菜館子裏進行的。一來，宋強是四川人自然喜歡吃川菜；二來，那裏離王小東家近，小東那時已從對外經貿大學調到了團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就住在青年政治學院；三來，這裏離人大也不遠，我和李海洋等住在人大的「青馬」骨幹常常從人大西門走過來。李海洋是我的發小，在人大哲學系工作，是「青馬」的副秘書長。那晚上，我和海洋一進川樂園，見宋強帶來一個陌生面孔。他馬上給我們介紹這是馬利軍，就是《中國可以說不》作者中的那個「喬邊」。馬利軍一臉憨厚，不怎麼說話，很能喝酒。宋強滿面愧色說，房老師真是對不起了，我現在山窮水盡，實在沒辦法了。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我們連忙安慰他，說沒關係，這不能怨你。宋強說，我要回四川，再也沒臉見你們了。但他說，就這麼走了又不甘心，就把馬利軍從寧夏叫來，出版的事就請馬利軍繼續張羅，他比我更有韌性。那天宋強喝了很多酒，最後哭着走了。
看着宋強的背影，我真是很心酸，也有怨氣。這麼一本好書竟然在中國無法見天日。那天我也喝了許多悶酒。看着我悲憤的樣子，為人很仗義的馬利軍當場表示，請我們放心，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這本書出出來。果然，那天之後，我們有近兩個月沒有見到馬利軍，他揹着書稿到外地跑出版社去了。
10月中旬的一天，馬利軍回來了。我們還是在川樂園見面。那天馬利軍一面疲憊的樣子。他說，我跑了半個中國，最遠到了海南島還是一事無成。聽到這裏我心裏完全涼了，心想這事肯定是不成了。但馬利軍說，他找到了曹宏舉，最後再找曹宏舉努力一下。我不知道誰是曹宏舉，馬利軍說，曹宏舉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一個室主任，資深編輯，在出版《中國可以說不》的過程中對他們有很大幫助。前一段曹宏舉不在社裏，所以一直沒有跟他聯繫上。曹宏舉應該是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最後再爭取一下。
過了沒幾天，馬利軍興高采烈地把我們約到了川樂園。見到我們激動地說：行了！曹宏舉答應了！我們簡直不敢相信，大喜過望。那天，我們還要最後做一件事，確定這本書的書名。大家一邊喝酒一邊七嘴八舌地討論書名，我因為高興喝了很多酒，加之那天很疲倦，竟然不知不覺睡着了。等我睡醒了，馬利軍告訴我大家已經商定了書名。我問是什麼，馬利軍答道：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我一聽就說，書名太長了！我記得宋強說過，書名簡短有力最好，書名最長不能超過11個字。數了數「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不多不少正好11個字。這讓我哭笑不得。多數人同意這個書名，我想了想有些自嘲地說：也好，大家不是都在稱讚全球化嗎？說全球化是鮮花鋪地的坦途，全球化是陽光雨露，要「擁抱全球化」。既然有陽光雨露，自然也會有陰影，我們就說說「陰影」裏面的事情吧。書名就這樣定了下來。
很快，我們的書在11月底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曹宏舉親自擔任責任編輯，令我們大為感動。在即將入世的背景下，這本書在發行過程中又遇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阻礙，但好歹算是面世了。雖然沒有大賣，但也算是暢銷書。
令我們意外的是，這本書在國外新聞界被廣受關注。一下子許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國外通訊社、報紙、雜誌紛紛要求採訪，一時間接應不暇。我記得，書出來不久第一家要求採訪的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半年後，我覺得我知道的外國知名媒體幾乎都來訪問過我們，其中《遠東經濟評論》的長篇專訪特別有深度、有水平。國外媒體傾向於認為，這本書標誌着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已經有了思想理論的基礎，因此它將不會是曇花一現的過客。
在這方面，美國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在其名作《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中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有過評述。布熱津斯基在《大抉擇》中「全球化的兩難推論」一章中寫道：「中國人經常建議，面對霸權式的全球化，為了對獨立追求亞洲的集體利益提供指導，必須共同樹立一種『亞洲主義』觀念（或許以中國為重心）……利用散居在東南亞地區頗具影響的華人和大陸中國人共有的認同感，中國人倡導的『亞洲主義』就有可能變成一種很有吸引力的學說，進而取代全球化。最近中國有兩本暢銷書，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另一本叫《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兩本書都反映出了這一看法：全球化是美國政治霸權和文化霸權的延伸。」布熱津斯基指出：這種觀點「總會有一天橫空出世，向全球強烈敵視美國的政治思潮放射出思想的火花。……在這樣一個時代，由於反全球化的主張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以及生態學家的憂慮，加之對全球不平等的怨恨和純粹的忌妒又推波助瀾，它有可能演變成一種條理分明並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吸引力的反美學說。」
看了布熱津斯基的這番分析論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及《中國可以說不》，尤其是《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在國外引起廣泛的關注就不足為奇了。多年後，布熱津斯基先生還特意在《大抉擇》中文版上為我簽名留念。遺憾的是老先生已經故去，我們沒有機會討論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了。
當然，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並沒有辦法預料未來中國的意識形態、社會思潮會如何發展。未來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是否會佔上風也無從知曉。但作為經歷者回顧一下過去，留下一些資料，我想也許還是有意義的。這畢竟是那個年代青年人的一種經歷，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一種思想歷程。作為一個渺小的個體有意無意地參與其中，對我個人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有時會想，這對我是一種幸運嗎？時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們的看法和想法是否正確，是否有價值。時至今日，我能夠說的是，無論如何我們是真誠的，我們是有感而發，不平則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