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設計師」濱田宏一：三支箭成績等級依次是A-B-E

「窮忙」「老後破產」「女性貧困」……這些刺眼的名詞映射了時代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透過日媒的採訪與挖掘，我們從紀實性文學作品中看到了日本社會的多樣性。
當談及「日本經濟」，總是與「失去的二十年 / 三十年」（Lost Decades）、「流動性陷阱」這樣不幸的詞語聯繫在一起。1992年對於中國來說，因為「南方談話」春風而標誌着一個美好開端；但對於日本來說，是黑暗開始。從此世界宏觀經濟學界多了一個最熱門的「聖盃」（Holy Grail）：如何將日本從衰退中拯救出來？
針對此問題，《北大金融評論》專訪了日本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安倍經濟學設計師」濱田宏一，他滿意「貨幣政策的擴張」，認為「財政刺激」做得也還湊合，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失敗的。
本文刊登於《北大金融評論》第16期及微信公眾號北大匯豐PFR，香港01獲授權轉載。

我們這次專訪的濱田宏一（Koichi Hamada）先生，是美國耶魯大學退休榮譽教授，日本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濱田宏一最不凡的地方在於，他既是日本經濟學家在國際經濟學頂級期刊發表最多的人之一，也是試圖讓日本離開「長期衰退陷阱」的顧問先生。他最重要的經歷是擔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經濟顧問，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設計者和推動者。

濱田在學界和政界有顯赫經歷，一度也是世界貿易組織主席的有力競爭者。不久前剛剛上任的日本央行新行長植田和男（Kazuo Ueda）是濱田宏一的得意門生，深受濱田先生的思想影響，所以，在日本經濟是否重新「翻盤」的大變局路口，採訪濱田宏一，是非常有意義的。

談及日本經濟，總是與「失去的二十年 / 三十年」（Lost Decades）、「流動性陷阱」這樣不幸的詞語聯繫在一起。1992 年對於中國來說，因為「南方談話」春風而標誌着一個美好開端 ；但對於日本來說，是黑暗開始。從此世界宏觀經濟學界多了一個最熱門的「聖盃」（Holy Grail）：如何將日本從衰退中拯救出來？

隨後，日本成了世界經濟學家「獻策」的角力場。日本先是採取了標準的老凱恩斯主義的動作，即瘋狂進行財政支出，甚至過份到修建了多條同樣線路的公路和鐵路，小小島國密布了接近200個機場。「鐵公基」是日本摯愛的手段，除了產生巨大的公共債務之外，似乎效果一般，它甚至導致一旦像公交線路減少虧損，就需要提高價格，從而阻礙人們通勤，迫使日本企業要對員工的通勤進行「買單」。舉例來說，日本的地鐵也許是亞洲最昂貴的地鐵之一，在深圳坐 3 站地鐵的價格大約是 2 元人民幣，在日本約是 10 元人民幣。日本出現「宅」文化的一個經濟前提是 ：很多較窮的沒工作的年輕人坐不起地鐵，走路又太遠，只好在家打遊戲，於是就「宅」了。

當宏觀經濟學家覺得財政刺激「單一」作用不夠，貨幣就開始甘當「主角」。尤其是美國經濟學家瘋狂勸導日本官僚，用激進貨幣政策才能走出「陷阱」。比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定義日本的「失去二十年」是「流動性陷阱」，認為日本將利率降低到零也沒有用，物價還是負增長，日本人已經「麻木」了，不想花錢只想存錢。更可怕的是，日本政府的債務很早就高達 GDP 的 200% 左右，這些國債被日本銀行持有（最終是被可憐的日本儲戶所持有）。這些在銀行有存款的日本人大多是老人，因為低利率，他們獲得的儲蓄利息很低，財產性收入很低，他們的消費意願也就不強。日本企業也是渾渾噩噩，依靠日本銀行的傳統貸款「躺平式活着」。日本銀行很聰明，知道用多大額度的貸款「最低量地餵養」這些「殭屍企業」。更有趣的是，日本政府債台高築，他們又害怕遲早有一天債券等級失去日本國民的信任，所以政府還動不動加一點消費稅來平衡日本過度增長的國家債務。這種消費稅又反過來讓日本人更沒興趣消費，讓經濟重新下滑。總之，大家都沒有進取心，也找不到辦法。

也有經濟學家找「亮點」，比如辜朝明就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首先，是替過去的財政刺激進行辯護，財政刺激雖然沒拯救日本，但讓日本「看上去還沒那麼糟糕」，甚至日本人的生活質量並沒有衰退，變得更有品質。其次，他將批判的靶子放在日本企業的行為上，認為日本企業沒有任何進取心，有點錢就歸還債務，修復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不敢借錢擴張，一味成為「淨儲蓄者」。這種過於保守的「資產負債表行為」導致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實際上，在我們心中，辜朝明的批判似乎不算是對日本企業的一個鞭撻，更像是日本企業不願意「破產賴賬」，對過去高負債的痛苦形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謹慎心態。顯然，辜朝明的解釋雖然流傳甚廣，但並不是可操作的藥方。藥方是什麼？主要是來自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對衰退的研究、來自克魯格曼的凱恩斯主義吶喊 ：「日本需要一個巨大的刺激，讓人害怕得要死的刺激，讓日本覺得通貨膨脹要來了，看你們還花不花錢！」

實際上，這也是濱田宏一的觀點。當然，這也是「安倍經濟學」出台前的主流理論氛圍。

「安倍經濟學」到底是什麼？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有兩個任期。第一個任期是 2006-2007年，它是短命的。而我們說的「安倍經濟學」，主要是發生在他第二個任期，即 2012-2020 年。上任前，安倍已經留意到日本和美國經濟學家的「激進派意見」，也為日本長期走不出通縮的陷阱感到煩躁，他決心招募這些「激進分子」進內閣顧問。安倍在 2013 年 1 月向日本國會發表的政策演講中宣稱，「經濟復蘇和擺脱通貨緊縮是日本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他決心開出自己的激進藥方 ：「三支箭（Three Arrows）」策略。

「三支箭」出自日本古代軍閥毛利元就的育兒故事 ：「給孩子一支箭，孩子很容易將其折斷，但是如果把三支箭同時給他，那麼就不容易折斷」。安倍的「三支箭」受到濱田宏一等人（還有山本幸三這樣的經濟顧問）的意見影響，分別是：充分實現 2%通脹目標的貨幣擴張、靈活的財政政策——主要是在消費稅和財政赤字控制線上的權衡、結構性改革——核心是促進日本私營企業有雄心實現增長。

第一支箭」是貨幣政策。安倍任命黑田東彥為日本央行行長，授權其通過「最激進」的貨幣政策。為什麼說是「最激進」？它不僅僅是美國在次貸危機以後實施的量化寬鬆（QE）。量化寬鬆是央行用激進的債券購買數量目標，來控制市場的短期利率。日本央行還使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叫「收益率曲線控制」YCC（Yield Curve Control），相當於告訴市場 ：「日本央行不僅希望一年期的利率是負的，長期也是負利率水平，否則我就無限購買，直到實現為止。」簡單地說，YCC 比 QE 的「控制慾更強」，不僅管短期，也要控制長期。

「第二支箭」是財政擴張。主導人是財政大臣麻生太郎。麻生一出手就是10萬億日圓以上級別的財政刺激，希望拉動經濟增長，擺脱高達30年的年均1%的低迷增長率。日本最大的問題是，日本的債券不是像美國那樣由全世界分擔，主要集中在日本同胞手上。它就會形成日本百姓對「政府債務懷疑」：我們的儲蓄是不是能夠無限支持政府發債？發債是不是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存款？赤字是不是已經吃掉了我們的社保？

於是，安倍為了應對這種懷疑，還時不時不得不加點稅。企業稅是不敢加的，主要加消費稅，這就形成很「自相矛盾」的情形 ：「財政刺激是為了拉動消費，加稅是抑制消費，那麼日本到底是幹什麼呢？難道想逼出通貨膨脹嗎？」很多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例如薩默斯、克魯格曼都表示反對。在耶魯當教授的濱田宏一自然也跟這些美國同行「站在」一起：如果通貨膨脹起來，如果日本經濟增長起來，經濟增長產生新的稅收，會抵消這些新增債務，日本政府不應該太多考慮日本人對日本債務可持續負擔的懷疑。

不過，美國人總是有一種局外人的姿態，他們並沒有體會到日本國內強大的質疑。最終，在「安倍經濟學」的實踐中，安倍還是在 2014 年羞羞答答地上調了日本消費稅，但日本經濟開始惡化。於是，安倍就不斷推遲第二次加稅。它的後果是，安倍結束任期之後，日本的債務佔到 GDP 的 250%，是世界第一。

「第三支箭」是結構性改革。首先，安倍希望日本要更加自由貿易一點。於是要求日本加入更多的自由貿易區。例如犧牲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比如日本農業部門的利益來加入歐盟自由貿易區，以及與脱歐後的英國進行「完全自由貿易」。安倍是用外需市場來刺激日本的經濟增長。其次，安倍也希望改革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管制（例如可以網絡購藥），拆除過去的長期僱傭關係，並讓特別吃苦耐勞的女性勞動力更容易進入市場，甚至擔任高管。這其中，安倍最大的手筆是「電力行業自由化」，打破了此前國家電網公司的壟斷。這是日本郵政私有化之後最勇敢舉動之一。

「結構性改革」的效果即使在安倍卸任遇刺之後，都難以評估。日本經濟學家林文夫與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就認為，日本衰退其實是自然衰退，誰也管不住，只有等待下一個經濟周期來修復。它不是經濟政策能解決的，不是因為1985 年「廣場協議」貨幣快速升值導致的，也不是因為 1989 年之後不斷加息緊縮導致經濟泡沫過快破滅，更不是因為日本特別倒黴連續遭遇「美國次貸危機」「世紀地震造成的福島核危機」以及 2020 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根本的原因是進入 21 世紀之後，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一路走低。日本的生產率長期在 G7 國家中是最低的，甚至比「懶散的澳洲人」都低。與之相對比的是德國，德國曆史上也有過馬克貨幣快速升值，經歷過嚴厲加息控制經濟過熱，甚至也正在經歷嚴重「老齡化」，但是德國的生產率一直比日本高得多。因為日本生產率很低，日本企業期望資本支出水平就會低，所以日本企業變得「精神萎靡」：就像一個極差生，不斷提高對他取得好成績的獎勵，沒有太大效果，因為他的學習能力根本不行。不過，當我們用這樣的問題來請教濱田宏一時，濱田宏一語焉不詳，顯然，他並不認可生產率觀點。

與濱田宏一的對話中，他說「三支箭的得分是 A-B-E」，這是一句妙語。因為恰是安倍首相（ABE）的名字。濱田宏一滿意「貨幣政策的擴張」，「財政刺激」做得也還湊合，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失敗的。

「大變局」即將開始了嗎？

日本現首相岸田文雄接受「安倍經濟學」的「遺產」，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交棒植田和男看上去「蕭規曹隨」，但暗流湧動，新的局面似乎正在誕生。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最憎恨的是通縮，他們認為通縮是「萬惡之源」。因為廣場協議的陰影，他們認為日圓高估是「次惡之源」——甚至用一個專門的詞「Endaka」來形容。但是，日本在今年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通脹。自植田和男上任以來，幾乎月通脹都在 3% 以上，高於原先制定的 2% 通脹目標。因為美聯儲的強勢加息，使得日圓兑美元的匯率一路狂跌，已經逼近了 1 ：150 的財務省（原大藏省）設定的「干預紅線」。日本政府的債務繼續往佔 GDP 260% 的趨勢線上走，債台高築令人更加驚恐。宏觀上這些奇特的變化，似乎迎來了微觀上的「利好」：日本企業似乎比以往更願意加大資本支出，也正是因為日本企業在負債上的保守，使得對他們的投資安全邊際非常驚人，引來了股神巴菲特的注意，巴菲特開始大規模投資日本企業的股票，並引發了全球對日本企業、股市和地產的「價值重估」。

地緣政治的因素變得非常奇妙。因為中美競爭的緣故，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圈，開始用一種所謂的「去風險化」態度不友好不客觀地對待中國。日本成為西方盟友「重塑產業鏈」的重要受益者，尤其是美國和歐洲開始在日本進行更多的晶片投資。要知道日本經濟過去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不怎麼依賴外部世界」——這聽上去非常奇怪，雖然日本缺乏很多的資源比如石油、天然氣，但從進出口總量來看，日本是世界上最不依賴進出口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外貿佔日本經濟的總體比例並不大，而且日本的產業非常齊全，即使最不應該有的農業，也是個「穩穩的存在」。這幾十年來，日本一直是「國內大循環」遠遠大於「國際大循環」的國家。現在，日本似乎正在有力改變這點。

不過，日本這一輪通脹太過於兇猛，約 7000 種監測商品都處於上漲之中，這幾個月光電費就上漲了 40%，食品至少上漲了 20% 以上。植田和男似乎要等待通脹完全起來，不願意半途而廢，他放出姿態不會更改「YCC框架」：堅持執行長期負利率 -0.1%。同時，他似乎樂意讓日圓貶值到 150 的「干預紅線」。這是一個充滿賭性的決定。日本股市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蜜月」。今年的日本股市是世界上最好的，日經指數已經突破了 3 萬點，差不多接近於收復歷史最高點。但是，日本央行還是有相當數量委員們擔憂通脹無法控制，演變為世界性持久通脹的一部份。有趣的是，他們中的某些人對中國央行的舉措犯嘀咕。儘管中國經濟看上去處於通縮之中，中國央行是目前世界上最不願刺激的央行，過去它是世界上最敢於刺激經濟的央行。中國央行所謂「戰略定力」是不是對世界性通脹的一種事先防備？如果日本的通貨膨脹急速且持久上升，生產率卻沒有跟上，最終會迫使日本央行在高通脹下被動加息，釀成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資金鍊的「黑天鵝」。

濱田宏一似乎對此雲淡風輕，他認為日本央行會處理好「YCC」與通脹的關係，日本央行會有足夠的空間和智慧來將日本經濟照顧好。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濱田宏一與克魯格曼在宏觀分析時使用的工具不同，克魯格曼喜歡用傳統的 IS-LM 模型，濱田更多使用蒙代爾 - 弗萊明模型（IS-LM-BP模型），但是他們兩人在諸多問題上的結論高度雷同。例如，與克魯格曼一樣，濱田宏一對中國央行執行的人民幣匯率管理並不滿意，一直認為「人民幣被高度操縱，給中國出口商帶來了不公平，破壞了全球經濟的穩定」；與克魯格曼一樣，濱田宏一對中國政府在這一輪「保持宏觀戰略的定力」不理解，在專欄文章裏說了不少唱衰的話。總之，採訪濱田宏一是因為他能帶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至於是否正確，不要拘泥於個人的言論。因為，時間會揭示真正的答案。

與濱田宏一對話

《北大金融評論》：濱田宏一教授，您是我們非常尊敬的日本乃至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我們非常有幸能夠向您求教關於經濟的問題。

濱田宏一 ：在中國和日本外交關係比過去緊張的背景下，我的一些朋友並不鼓勵我與貴刊交流。不過，《朝日新聞》前任主編、「亞太倡議」（Asia Pacific Initiative）總裁船橋洋一強烈建議我與貴刊交談。他告訴我，從長遠來看，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有助於增加彼此的安全——這與前首相安倍晉三增強日本防衛力量的宗旨是一樣的。

不過，現在即使日本媒體也偶爾錯誤引用我對經濟政策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您在出版中準確引用並理解我回答的原意。

《北大金融評論》：當然，我們會原封不動地刊登您的講話。我看很多媒體以及專家的文章，都認為日本央行新行長植田和男一定會改變日本央行量化寬鬆的政策，提高日本的實際利率，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抵擋的趨勢，您認為會這樣嗎？你願意賭日圓會長期升值？

濱田宏一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每個人都想知道答案，但沒有人能最終確定。儘管存在量化寬鬆，但在持續的通貨緊縮預期下，日本央行不得不依賴 YCC。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利率上升可能會要求日本在某些時刻提高短期利率，以防止日圓大幅貶值。預計植田和男將協調這兩種需求，而不至於引發美國或歐洲發生的銀行業危機。註釋一下 ：因為很多人借出利率極低的日圓，兑換為美元或歐元，去歐洲和美國投資，日圓利率快速上升，會打斷這一行為。所以，YCC 的任何口風上改變，都會引發一場金融預期風暴。

《北大金融評論》：我們都非常欣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改革勇氣，哀悼他不幸逝世。您是安倍經濟學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安倍經濟學基於「三支箭」：日本央行的貨幣寬鬆、政府的財政刺激以及結構性改革。您覺得安倍經濟學達到它的政策目的嗎？日本完成了結構性改革嗎？

濱田宏一 ：我開玩笑說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成績等級依次是 A-B-E（就像安倍的名字一樣）。 E 的意思是「只有努力，沒有實質性結果」。

《北大金融評論》：我們閲讀您在 1990 年代的論文，發現您是很早就研究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近年來由於中美競爭的原因，亞洲似乎已經變得既分裂又融合，大部份亞洲國家都希望分別加入中國和美國發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策略。您怎麼看待未來的趨勢，到底誰真正主導亞洲經濟？

濱田宏一 ：1990 年代，我患有輕度臨牀抑鬱症，不記得自己寫過什麼。現在我對亞洲感興趣的是 ：這些東南亞國家如何通過低於競爭均衡水平的匯率來管理高壓力的經濟體，並能取得良好的經濟表現。

《北大金融評論》：我們了解過您和其他學者在社交網絡上的一些電話研討。對您在老齡化社會的看法很感興趣。但遺憾的是，我們並不完全理解您的觀點。例如，日本就是老齡化社會的結果，生產力和需求都在持續萎縮。 然而，德國的情況則不同，生產力和需求都在持續上升。 因此，有人認為，未來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和工業 4.0 的到來，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能力下降將得到人工智能的補償，而老齡化帶來的某些工作經驗是「更新的經驗型人力資本」。這種老年人將創造更高的生產力和更大的需求的觀點，您覺得是對的嗎？

濱田宏一 ：這個問題是基於你的錯誤訊息。在我的任何一篇著作（至少在單獨撰寫的著作中）中，我都沒有說過低出生率比貨幣政策管理更重要！但是考慮到你的第三個問題，你對德國的評論也許對考慮第三個問題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