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岸田文雄的「新資本主義」宏圖　正在重蹈安倍經濟學的覆轍？

「新資本主義」是岸田文雄政權的主打政策之一。自2021年10月以來，日本政府已經召開了4次「新資本主義實現會議」，力圖制定實行計畫，但筆者認為其中遺漏了日本經濟面臨的重要課題，並對此敲響了警鐘。

文：小峰隆夫（大正大學區域創生系教授）

兩個基本思路

岸田文雄首相在2022年2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新資本主義」宏圖》的署名文章。在此，筆者將依據這篇文章的內容，對岸田首相提出的新資本主義試做一些分析。按照文章所述，岸田首相所謂的新資本主義似乎包含兩個基本思路。

一是擺脫新自由主義。首相稱「新自由主義認為將一切交給市場和競爭就可以萬事大吉。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的主流思想，並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驅動力，但它也使種種弊端愈發凸顯——差距和貧困群體擴大、氣候變化問題更加嚴峻」。基於這種問題意識，他表示「將宣導推行新資本主義,以期從經濟成長戰略和收入分配戰略兩個方面，把糾正市場失靈造成的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問題的機制植入資本主義之中，使資本主義帶來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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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視分配問題。首相認為，儘管「沒有成長就無法分配」的提法是事實，但「沒有分配就無法成長」同樣也是事實。為實現經濟成長，供給方的創新和生產率的提高必不可少，但與此同時，也必須增加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拉動消費。

缺乏新意的政策

在這種基本思路之下，岸田提出了促進人力投資、實現漲薪、促進初創企業發展、加強旨在保障戰略物資穩定供應的供應鏈體系、利用數位技術激發地方活力、實現「2030年減排40%、2050年碳中和」等政策。

這些政策每一項都是廣受贊同的，沒有太多新看點，美名其曰「新資本主義」，卻很難說它具有劃時代意義。值得關注的，並非其新意，而是與2012年末到2020年期間安倍內閣推行所謂安倍經濟學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差異。換言之，安倍經濟學的特點是優先發展經濟和官邸主導政策運作。在安倍經濟學的思路下大力推進由大膽的金融寬鬆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激發民間投資的經濟成長戰略所構成的「三支箭」政策，每一項都旨在刺激經濟發展。並且，針對諸多課題，首相發揮出強大的領導力，採取了由官邸主導的政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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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政權更迭

相較於此，岸田政權強調的是分配與成長的並重。在政策運作上，著重於所謂的「傾聽之力」，展現了盡可能徵集周圍意見的姿態。這種與安倍經濟學的明顯差異，佐證了所謂岸田政權的誕生是一種「虛擬政權更迭」的看法。換言之，自由民主黨涉及的政策領域十分廣泛，從同一政黨內的右翼安倍政權，到中間經歷了短暫菅義偉政權之後的左翼岸田政權的轉變，產生的效果就像是從保守派執政黨到革新派在野黨的政權更迭。在岸田政權上臺後不久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由民主黨大獲全勝，可以認為，其中的原因就在於這種虛擬政權更迭贏得了選民的廣泛支持，在野黨的政策主張反而被執政黨搶去。

岸田政權由此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隨之開始著手具體推進新資本主義的各項政策。而筆者認為，這時應該進一步展開深入討論的，是以下的一些問題。

對「新資本主義」的異議

第一，是關於擺脫新自由主義。由於這是說給普通民眾聽的口號，所以或許沒有必要去深究細節。但身為經濟學家，筆者想就本文開頭介紹的岸田「新資本主義」，從理論角度談一談它的問題所在。

關於新自由主義，岸田介紹稱那是「將一切都交給市場和競爭就可以萬事大吉的思想」。但無論是多麼重視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家，都不會認為把一切交給市場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任何人都不否認，出現市場失靈的領域很多，在這些領域需要有政府和制度的約束。總而言之，宣導首相所說的那種新自由主義的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同時，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首相的思路中，對市場失靈與分配問題的定位似乎有一點混亂。理論上，環境問題等價格機制難以發揮作用的問題明顯屬於市場失靈範疇。但分配問題並非如此。本來，如果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但此時該如何分配，則屬於市場功能之外的問題。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作用，實現生產和收入的最大化，再根據政治決策的要求，進行必要的再分配即可——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

疫情，導致新的差距和貧困

第二，是有關分配問題。首相提出，由於新自由主義的做法帶來了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所以必須推行新資本主義。當我們試圖通過市場競爭提升經濟效率的時候，即使經濟成長，其成果也會偏向一部分群體，產生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這是一個事實；從歐美國家我們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財富趨於兩極分化。但針對日本是否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這一點，則需要在驗證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推進分配政策。

如果用資料來確認則會發現，衡量差距的堅尼系數這個代表性指標並沒有顯示出日本的差距正在擴大；從國際比較來看也可以發現，日本並非是差距特別大的國家。不過，2020年以來，疫情在日本以新的形式帶來了差距和貧困問題，這是一個事實。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中，特別突出的一點是，它導致了女性非正式就業的減少，加上托兒所的關停等，給單親家庭帶來巨大的困難。如果打算重視分配政策，那麼就應該盡可能鎖定這類人群，並把他們作為再分配的對象。

重蹈安倍經濟學之覆轍

第三個問題是，一面宣稱新資本主義，同時又延續著此前安倍經濟學的政策錯誤，未能予以糾正。比如，安倍政權和菅義偉政權時期，為了應對疫情，決定採取規模龐大的經濟措施，編制了補充預算。但這些對策考慮的只是需要多大規模才能做足政治宣傳，政策內容本身似乎並未經過充分斟酌。岸田政權也在重複同樣的事情。典型事例就是給民眾發放現金。2020年春，當時的日本政府給全國民眾每人發放了10萬日圓。但如果對收入資料進行驗證則可發現，這筆錢並未促進消費，僅僅帶來了家庭儲蓄的大幅增加。岸田政權雖然縮小了津貼發放規模，但又一次給育兒家庭每戶發放了10萬日圓。2021年已經確認全國家庭收支方面存在相當規模的過剩儲蓄，所以可以認為，政府發放的大部分現金津貼有很大可能都轉為了存款。

亟待解決代際差距

第四，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中，有許多並未被岸田首相的新資本主義所囊括。其中最大的問題或許要數財政問題。本來日本的財政赤字在各個已開發國家中就是最突出的，加上為應對疫情又實施了巨額的財政支出，為此財政赤字正在進一步擴大。同時，日本的老齡化問題不斷加劇，養老金、醫療看護等社會保障費用會自然而然地不斷膨脹。另一方面，由於對財政收入來源問題幾乎從未進行過討論，所以今後財政赤字還將繼續增加，並成為下一代人的負擔。要說差距，日本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差距便是現在一代與將來一代人的差距；最大的分配問題，是如何糾正過多地壓在勞動者肩上的負擔。我們決不能讓這些重要的問題，被「新資本主義」的面紗所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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