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流散異鄉半世紀　海外巴人難撼動政治現實

以巴衝突持續，在過去的周末，世界各地皆出現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動。在英國倫敦街頭，超過數千名示威者上街，遊行到以色列大使館示威，抗議以國軍方血腥鎮壓其境內及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同日在美國紐約、華盛頓、加拿太渥太華、多倫多、西班牙馬德里、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等地，亦出現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集會。
據估計，現今海外巴人總數六百多萬人。雖則示威聲勢浩大，但恐怕在今天以巴強弱懸殊的政治現實下，這是海外巴人最大限度地所能做的事情。

各地示威者皆手持「解放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願自由給予加沙」（Freedom for Gaza）等標語，要求所在國政府介入協助雙方停火。「我們希望西班牙及其他歐洲國家終止與以色列合作。它們默不作聲，那就是幫兇。」25歲的穆斯林示威者Ikhlass Abousousiane在馬德里向《法新社》記者說道。

「民眾已經累透了。人們只想看見公義。人們只樂見加拿大政府願意幫助巴勒斯坦人爭取公義。」巴勒斯坦裔女學生Shahed Helmy在渥太華跟當地記者說道。

※ 全球各地皆出現聲援巴勒斯坦的群眾示威

「我在告訴拜登及其內閣，停止支持屠殺行為。支持受害者，停止壓迫。」73歲的巴裔紐約居民Mashhour Ahmad，手持「解放巴勒斯坦，終止侵略」標語，希望美國政府能在以巴僵局之中制止以色列對巴施展的侵襲行為。

可是，Mashhour的訴求似乎沒被聽見。美國暫時無意實質介入行動──儘管拜登昨天（17日）致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ibi Netanyahu）時表示支持以巴停火，但白宮重申對以色列合理自衛的權利，美國並且仍然堅持第三度否決聯合國安理會發表的聯合聲明。

雖然美加英歐等地示威行動，大多是由當地海外巴勒斯坦民間組織所籌劃。不過，始終海外巴人組織缺乏強大財政基礎和人脈網絡，所以無論號召力和影響力，都不足以挑戰大國的政策制定者的外交原則，更遑論影響其決策。

因此，儘管海外支持巴勒斯坦之示威不斷，但真正能讓巴勒斯坦人在現實政治場域中發聲的機會，渺小得很。

巴人逃散半世紀

早在19世紀鄂圖曼帝國統治亞歐一帶時期，巴勒斯坦已出現遷移潮，但當時只限於當地的基督徒社群。

二戰結束後，以色列在1948年的5月15日獨立建國。這天亦是日後海內外巴勒斯坦人紀念「被猶太人趕出家園」的「災難日」（Nakba Day）。第一次以阿戰爭隨即爆發，原先生活在地中海東岸巴勒斯坦境內逾七十萬居民自此逃亡至世界各地。

1967年爆發六日戰爭，參戰阿拉伯國家一舉被擊潰，在以色列的戾氣下，更多數以十萬計聚居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逃難離開家園。

二十世紀下半葉，地中海東岸巴勒斯坦及鄰近黎凡特地區戰火不斷，加上出於宗教衝突、教育及工作機會不均等等因素，幾十年來至今一直有巴勒斯坦人逃離以色列實際統治地區，一是遷入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埃及等鄰近阿拉伯國家，有能力的個人及家庭則選擇遷移到歐洲及美洲一帶，形成現今頗為龐大的海外巴勒斯坦人群體。據估計，現今海外巴人總數介乎六百多萬人，當中約一半，即三百多萬人居住在約旦。

約旦王后拉尼婭（Queen Rania of Jordan）的父母正是巴勒斯坦人，其為醫生的父親因以巴衝突移民到科威特，但1991年科威特在海灣戰爭中遭伊拉克佔領，由於巴人當時支持伊拉克一方，科威特政府下令驅逐境內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人。拉尼婭舉家因此移居約旦，跟眾多巴勒斯坦人一樣避難、定居至今。

【點擊圖輯】約旦王后拉尼婭是巴勒斯坦難民之女，嫁予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28歲時便成為全球最年輕的王后：

當然，像拉尼婭般能成為社會階梯最頂端的，只是少之有少的傳奇人物，如今在約旦乃以難民身份活着的巴人多達二百萬，住在難民營的多達37萬。

※ 由於鄰近西岸地區，因此同為阿拉伯國家的約旦收容了大量巴裔移民

多年以來，海外巴人要求巴勒斯坦立國，或希望儘快與以色列達成和解的呼聲訴求沒曾停止，但海外巴人組織的影響力始終沒法將以巴問題中的巴勒斯坦權益，訴諸主流政客議程之中。

始終，巴勒斯坦在國際上不是一個真正被承認獨立的國家，流散巴人只能以無國籍難民的身份寄居異國，只求一日三餐溫飽及獲給予容身之所。譬如收容巴勒斯坦難民最多的約旦為例。在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中東戰爭期間逃亡的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代，在今天不少已完全歸化成為約旦公民，但其餘很大部分仍未獲得公民身份。

要理解到，近數十年來不斷有巴勒斯坦難民逃亡到約旦，約旦亦難以妥善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外來遷移人口。因此，約旦河西岸及各大城市市郊都設有大大小小巴人難民營。其中最大規模的則為創設於1968年、位處首都安曼（Amman）北郊的巴卡阿難民營（Baqa'a refugee camp），那裏共收容了約10萬巴勒斯坦難民。居住在這個營的巴裔難民可獲准許到安曼從事清潔、維修等勞動性工作，生活清貧。

約旦這個阿拉伯鄰國已是相對對巴勒斯坦難民歸化較為寬容的收容國（雖然七十年代約旦和巴解組織衝突使其關係惡化，一度令外界擔憂約旦巴裔難民身份危機）。加上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作為專責機構亦有在安曼設總部，協助巴勒斯坦難民。但一天以巴衝突未息，難民問題只會無日無之。

而得以移居至海外其他收容國的巴勒斯坦人，外來難民身份亦往往讓他們成為主流社會以外的邊緣弱勢社群。

缺乏直通權力核心的遊說網絡

基於此現實，海外巴人能夠在異鄉得以攀越社會階層的少之有少，遑論在政經場域上取得話語權，為家鄉處境建構一條直通權力中樞的遊說網絡，在以巴問題上為巴勒斯坦站台。

反之，眾所周知，半世紀以來以色列之所以在芸芸阿拉伯國家環伺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獨霸一方，迅速發展經濟，並在科創、金融等領域取得驚人成就，一舉成為全球最先進國家之一，當中很大程度受惠於來自美國的資本、軍備、技術和人才協助，而這些支援都是關係到在政壇、商界擁有巨大影響力，且構建起強大遊說網絡的美國猶太僑民社群。

相對來說，海外巴人或阿拉伯社群在任何國家都完全沒有或沒意圖動用這些遊說力量（阿拉伯陣營強如手執石油籌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偏偏礙於外交利益和戰略考慮，為巴勒斯坦發聲的「力量」減半）。

因此，無奈地基於這種政治現實，國際社會在處理以巴問題上，往往受制於個別國家來自其國內親以色列勢力的政治壓力，出現偏袒情況。巴勒斯坦人，就因此成為國際外交遊戲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