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未受控 緣何仍有人堅決「反疫苗」？
日前浙江省新冠肺炎防控疫情發佈會上，提及自2020年9月以來已向重點對象緊急接種疫苗74.3萬人次，《環球時報》也披露有不少普通民眾都致電諮詢何時能施打，顯見中國人民盼望新冠疫苗正式應用的急切。對比之下，確診人數已超過852萬的美國，願意施打疫苗的人卻非多數。
根據民調機構YouGov所做的幾次民調，美國在5月時表達同意施打的比率竟只有55％，7月時更跌到僅有41％。儘管如今楊百翰大學（BYU）在10月3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已有68.57％的受訪者表態願接種疫苗，但這種「疫苗猶豫」甚至「反疫苗」的現象仍教外界驚詫不已。
「反疫苗」並非始於美國，早在18世紀英國摸索牛痘接種法時，就有保守民眾加以抵制，在美洲殖民地嘗試人痘法的牧師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年）甚至遭人丟炸彈恐嚇，上面還寫着「讓我用這顆炸彈幫你接種，讓你長痘」，迄今全球各地也依舊有大量因宗教或經濟因素懷疑疫苗功效的人群存在，逼得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將「疫苗猶豫」認定為十大健康威脅之一。但諷刺的是，質疑疫苗的民粹最後卻在科學實力最進步的美國開花結果，這實在不能不歸咎於美國長年以來的反智識主義以及自由主義作祟。
儘管美國開國先賢們不乏像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與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般熱愛知識的人，但這畢竟只是極少數菁英，廣大美國人民大多只在乎如何同印第安人與林野競爭好謀取利益，再加上上層有意與象徵「舊世界」的歐洲相區隔，因此崇尚自然、反對權威、大膽試錯的粗獷傾向，便逐漸被認可為典型的美式風格。也因此，法國外交官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指出美國人民在乎物質利益與應用科學遠過於純理論的研究，指「現實中的利益會驅使人們甘於徘徊在中等的智力領域」。
不過反智主義之所以能沉澱發酵，也是源於美國獨立初期經濟不發達、人民求温飽的慾望遠大於追求真理的形勢使然。因此當18世紀美國興起基督教「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時，大批未受經院訓練、空有傳道熱誠的福音派「素人牧師」應運而生，他們遠較飽讀詩書的傳統牧師更受群眾歡迎。這群牧師們鼓勵信徒們否定權威、拒絕教會層級、批判教理、焚燬書籍，鼓吹稱「上帝其實賦予每位弟兄都有資格來講道，只要他是夠虔敬的。講道的最基本資格由是否充滿聖靈來決定，對經典語文的熟悉與人文社會學門知識之有無並非絕對必要」。
福音派的代表牧師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年），甚至詆譭道「基本上學校的訓練摧毀了許多原本可以成為好牧師的人」，還有攻訐神學院學生「花了四年讀很多古典作品，但上帝並不在其中」。這就埋下了反教育、反智識的種子。而美國社會崇尚平等自由的特色，允准各種歐洲或本土的思想異端共存，這雖然有益於多元文化的摶成，但在客觀上卻助長了福音派散播的保守氛圍。
因此即便美國經濟水平開始上升、政府也打算推廣教育之際，宗教勢力仍能影響課程與教材的選訂，而選票式民主的體制，又使得政客們沒法忽視──甚至有意結合廣大保守派的力量好替政治生涯添磚造瓦。譬如國務卿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年）竟曾公開表示「美國所有的問題都從演化論而來。乾脆把所有書籍都燒掉算了，只留創世紀前三段即可」，還擔任過控吿傳授演化論的教師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1900─1970年）的原吿方律師，釀成轟動的「猴子審判」。而斯科普斯的敗訴又給了反智民粹極大鼓舞，政客們便更樂得加以援引。
此外，工業革命與海外擴張帶來的帝國主義果實，恰好給了不少美國人白手起家的成功機會，這又給了反智主義一個極好的藉口。參議員卡本特（Matthew Hale Carpenter，1824─1881年）便嚷着「一群被學院填鴨教導的書呆子，卻在文官考試中會勝過那些最成功、正直與能幹的企業人才」；美國總統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1829─1886年）亦以擔憂「有豐富經驗的人反而考不過那些大學剛畢業的菜鳥」為由，拒絕文官考試的法案。鋼鐵大亨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年）也依着自身成長經歷，主張「大學教育對於經營企業幾乎是致命的傷害」。如此上行下效，美國的反智民粹自然愈發不可收拾。
而對自由主義的曲解，亦助長反智識與反疫苗的浪潮。由於美國的獨立正植基於否定英國專制，因此一旦有任何強制性的公共政策，便容易遭到保守派與極端自由派的反撲，認為這違反了自由意志，故舉凡疫苗接種、居家令、乃至開辦全民醫保等都面臨重重阻力。最糟糕的是，1955年美國脊髓灰質炎疫苗因遭污染導致200名兒童癱瘓、10人死亡的慘劇，令反疫苗者有理由懷疑疫苗的安全性。還有1986年美國通過《全國兒童疫苗傷害法案》（NCVIA），允許自認受到疫苗損害的民眾可向國家求償，形式上雖保障人民利益，但從另一個面向來說，亦等同遷就了保守派的論調，將疫苗視為危險因子。
還有1998年英國醫師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上撰文聲稱，麻疹腮腺炎風疹三聯疫苗（MMR）會導致自閉症，更助推了反疫苗運動的高峰。雖然該論文最後被拆穿造假，韋克菲爾德亦被揭露懷有以自製單價疫苗取代三聯疫苗牟利的意圖，但拒絕施打疫苗的比例卻在爾後驟然升高。美國參議員伯頓（Danny Lee Burton）還推波助瀾，將韋克菲爾德引薦至美國，並拿自己孫兒當宣傳看版，聲稱「在接種了9次疫苗之後，他就患上了自閉症」。連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多次發言附和此論，這導致麻疹在美國捲土重來，2019年共確診1,282例病例。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還有一部份人竟在反疫苗運動中，展示反資本主義傾向。他們認定推廣疫苗不過只是資本財團的陰謀，人們不應隨之起舞云云。因此當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投入大筆資金挹注疫苗的研製時，美國竟有不少人加以痛斥，甚至懷疑他想要藉著施打疫苗時植入監控人類的晶片。根據民調顯示，起碼有28％美國人相信如此荒謬的說法，這對疫情的防控肯定不是好事。
正因反智主義與極端自由主義的泛濫，令不少美國人民寧可在嚴重的疫情下乞靈於宗教或相信「自體免疫」，也使得宣稱兒子感染新冠肺炎後「大概15秒之後就痊癒了」的特朗普，總能靠此類反科學的言詞博取大眾矚目。加上美國的政黨政治過於側重競爭，習慣將各種事件泛政治化，又使單純的氣候暖化、施打疫苗等科學爭端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脱離問題的本質。但如此混亂又反智的輿論究竟能給實際問題帶來什麼幫助？恐怕連保守派們信仰的上帝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