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勞最多來自這國家 日企卻頭痛?
在日本的外國勞工中,最多來自越南,每四人就有一位越南人。然而,日圓貶值和通脹問題,讓越來越多人開始避開「賺不了錢的日本」。日本能否向他們展現新的吸引力?
文:澤田晃宏(前《AERA》記者,現為獨立記者,著有《實習生調查報告》、《拋離東京:疫情下的移居現實》、《依賴外國人:失落的30年與技能實習生》等書)
截至2023年10月底,日本的外籍勞工已經超過200萬人。其中,越南籍勞工約有52萬人,是各國和地區中最多的,但新入境人數已開始下降。為了探究原因,筆者於2024年6月前往越南首都河內進行調查。
從外籍勞工的居留資格來看,數量最多的是將技術和知識傳授給開發中國家的「技能實習生」(以下簡稱「實習生」)。比較新冠疫情前後的新入境人數,越南從2019年的9萬9170人減少到2022年的8萬3403人;相對地,印尼則從2019年的1萬5746人增加到2022年的3萬348人。
筆者造訪了位於河內市內六家派遣實習生到日本的「派遣機構」,所有機構高層都表示:
來自日本的僱用需求大約減少了三成。
為什麼會這樣呢?
點圖放大看看派遣機構營運的教育中心:
「把人送到日本可以賺錢」
越南勞工在日本急速增加,始於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之後。當時,中國原本是日本最大的外籍勞工來源國,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在日本工作的吸引力逐漸減弱,再加上震災的影響,越來越多中國勞工選擇離開日本。中國國內爆發大規模反日運動也加速了這個趨勢,越南因此成為日本的新勞動力來源。
2012年底居住在日本的越南人大約有5萬2千人,但到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這個數字增至約41萬2千人,主要原因是實習生數量的大幅增加。2016年,越南超越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實習生來源國。到2019年底,越南實習生人數已達約21萬9千人,佔所有實習生的53%。
「派遣」已經成為一門大生意,越南的派遣機構對於接收實習生並居中斡旋的日本方「監理團體」,過度接待和給予回扣的現象屢見不鮮。不僅負擔往返越南的旅費和當地住宿費,甚至忽略實習生的面試過程,轉而安排觀光行程或夜總會的接待服務。為了爭取更多的僱用名額,有些派遣機構還會與監理團體的高層達成「暗中協議」,每僱用一名實習生就給予約1000美元的回扣。
曾經一年最多派遣1500名實習生到日本的派遣機構幹部透露:
我們向每位實習生收取7000到8000美元的手續費。即使扣除招募、培訓成本以及接待和回扣等開支,仍然能從每位實習生身上賺取約1500美元的利潤。
這位幹部接著說:「只要把人送出去就能賺錢,所以我們不會詳細告知實習生工作的內容,只讓他們練習自我介紹後就去面試。教育訓練是次要的,連意願不高的年輕人也會來。然而,日本的公司開始抱怨『人力素質下降』,在疫情爆發之前就有人在尋找『替代越南的候選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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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貶值、通脹 申請人數驟減
也有一些派遣機構徹底排除了賄賂與接待問題。其中之一是總部設於河內的LACOLI,該公司執行董事宮本勇樹表示:
賄賂與接待最終都變成了實習生的負擔。越南實習生背負巨額債務來到日本,結果部分人逃跑或涉入犯罪,成為社會問題,這也讓日本企業開始對越南勞工敬而遠之。
然而,不僅是日本企業「避開越南」,越南人也開始出現「對日本失去興趣」的趨勢。
原因是日圓貶值。在2022年2月之前,1日圓可兌換超過200越南盾,但之後日圓持續貶值,到了今年6月甚至跌破1日圓兌換160越南盾的水準。許多實習生每月會匯大約10萬日圓回國,因此,日圓貶值導致匯款金額縮水一事,對他們來說是個切身的問題。
前述的派遣機構幹部指出,日本的通脹也是原因之一。
物價高漲使得在日本的生活成本增加,「日本已經賺不了錢」的狀況在越南已廣為人知。以前的潛規則是來應徵的人數是預計招募人數的三倍,但現在連兩倍都變得很困難。
根據這位高層的說法,由於越南的經濟成長,申請者期望的最低薪資標準是扣除房租後的實領薪水每月至少12萬日圓,若加上加班費則希望每月達到15萬日圓。隨著日本吸引力的下降,從應徵者收取的費用也比過去的行情降低了1000到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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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為了赴日背負高額債款,壓力沉重
儘管如此,根據越南海外勞動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派遣到海外工作的越南勞工中,日本仍以約8萬人居首位,緊隨其後的是台灣,約有5萬9千人。日本與台灣合計佔派遣總數的九成。雖然情況不如從前,但對於想要到海外工作的越南人來說,日本依然是「最實際的選擇」。
所謂「實際的選擇」,指的是日本擁有一定的招募規模,而且對語言能力等入境條件的要求相對不嚴格。此外,籌措赴日所需資金也相對容易。一旦實習生被錄取,並取得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居留許可,便可向越南國營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2022年公佈了「技能實習生支付費用的實態調查」的結果。調查顯示,約有55%的實習生在赴日前會在本國借錢。按國籍來看,借款金額最高的是越南,平均67萬4480日圓(約4700美元)。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調查,2023年越南國內製造業勞工的基本月薪平均為273美元,可見這些借款對實習生來說負擔相當沉重。
由於實習生為了獲得更高工資而失蹤的案件頻發,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他們背負的巨額債務。為了減輕實習生的負擔,國際協力機構(JICA)與越南政府及國際勞工組織(ILO)合作,建立了一個由越南和日本企業支援的人才介紹網,目標是讓企業負擔實習生赴日費用的一半左右。自2027年起,技能實習制度將改為「育成就勞制度」,屆時實習生支付給派遣機構的部分費用也將由日本的僱用企業承擔。這項舉措值得肯定,但光靠這些措施,選擇前往日本工作的年輕人恐怕很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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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學名義赴韓「賺錢」
在河內,我也造訪了專門辦理海外留學的「潭美教育中心」。當我詢問「哪個國家最受留學生歡迎?」時,管理者馮翠律露出為難的表情表示:「留學地點的選擇往往取決於能籌措到的資金,而非個人的意願。」與實習生不同,留學生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貸,他們必須自己籌措資金,哪怕是向親戚或朋友借錢來支付留學費用。
該中心按照留學國別設有五個班級,共約150名學生。其中,韓國班人數最多。馮翠律表示:
疫情之前,日本是最受歡迎的國家,但現在變成了韓國。
原因有三:首先,年輕一代從小就接觸K-POP等韓國流行文化,對韓國充滿憧憬。其次,韓語相對於日語的三種文字系統來說,僅需掌握24個字母的韓文,學習難度較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賺到錢」。
名義上是「留學」,但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求學。韓國與日本一樣,留學生的打工有時間限制,但相比之下,韓國的規定較為寬鬆。馮翠律表示:
韓國對留學生的管理不像日本那麼嚴格。許多留學生週末也工作,每月可以賺到3500萬到4000萬越南盾(約21萬到24萬日圓)。
雖然留學費用在日本約為1億越南盾(約31,100港元),韓國則要2億越南盾(逾61,400港元),但這筆差額很快就能賺回來。即使需要背負高額債務,越南年輕人仍然瞄準了「能賺錢的國家」。
韓國的總生育率僅為0.72,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因此韓國持續從東南亞等地引進外籍勞工。每年約有6萬人的名額,到了2023年增至12萬人,2024年更擴大至16萬5000人,規模接近日本2023年新入境的約18萬名實習生。
韓國外籍勞工的平均薪資以製造業為主,約為28.5萬日圓(約14,700港元)(2023年),大幅超過日本實習生的平均月薪21.7萬日圓(約11,250港元)(2023年)。如果對越南人來說,韓國成為「更實際的海外工作地點」,就會如同留學一樣出現逆轉現象。除了減輕赴日負擔的制度外,提高日本整體的薪資才是成為「被選擇的國家」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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