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示威】美國種族問題的根源
自5月25日以來，美國一直面對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警員暴力執法致死所引發的示威活動。6月4日，已有萬餘萬名抗議者被捕，至少80個城市實行宵禁，31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國民警衞隊成員也已啟動。
弗洛伊德是黑人。警察是白人。種族問題也再度因此次橫掃全國的示威活動而成為焦點。然而這次事態，又真的是因為「種族問題」嗎？種族問題在美國歷史和社會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
很多人都知道，美國過去對黑人等少數族裔一直不公平。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中，美國一直實施着種族隔離政策，直到1970年代為止。
種族問題在美國悠久的歷史，如何影響今天的社會問題？時下示威與暴動中的種族主義，究竟是被誇大還是被低估？
萬惡之源？大西洋奴隸貿易
早期的美國非裔人口都是通過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而被強制輸入的。
「種族主義和奴隸制何者為先」這個問題，一直引起歷史學家們的爭論。然而，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同意的是，奴隸制在社會中設置了一個以族裔為基準的標桿，使種族主義變得更加根深蒂固：當時非洲裔奴隸是其主人的合法財產，而奴隸所生的孩子也會是奴隸。
通過對非洲裔（及其子女）的奴役，使奴隸主能夠廉價地種植棉花、水稻和甘蔗等經濟作物。這使得奴隸製成為經濟結構的核心，這種安排也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致使一代又一代非洲人被掠奪、販賣，最終再被當成貨物般賣往美洲大陸。
↓↓↓ 美國1790年至1860年期間被奴役的人口比例。👀
奴隸制對美國各種族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三方面的影響。首先，這種勞動制度強化了人們對黑人的成見，將黑人與體力勞動、貧困和犯罪聯繫在一起。第二，它使得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成為美國各種族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組。第三，它將種族問題與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
棉花、水稻和甘蔗作物等產業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仰仗大量手工勞作力。而北方的經濟則依賴紡織、木材、毛皮、採礦和航運等產業，大多可靠於歐洲移民的勞動力和後來的機械完成。在19世紀，這種經濟上的利益分歧造成了北方和南方之間的重大政治分歧。
內戰的教訓：美國人對歷史的誤讀
《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的作者，社會學家洛溫（James Loewen）在他書中指出，美國人對內戰，也即自己歷史上最致命的事件，有嚴重誤讀。
根據2011年皮尤的一項民調，當美國人被問及「是什麼原因導致內戰？」時，最多人給出的答案是「州權」，也即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分配。問題是，歷史證據強烈地表明這是錯誤的：南方各州的分裂是因為北方拒絕奴隸制，是因為奴隸制所造成的南北經濟結構差異。這在其他國家受到普遍認知的歷史經驗，並沒有在美國受到足夠正視。
據洛溫的說法，這種誤解的根源在於南方各州宣揚的歷史修正主義，有時被稱為「敗局命定論」（the Lost Cause），它美化南方在內戰期間的鬥爭，凸顯以羅伯特・李（Robert Lee）與「石牆」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等南方名將為代表的高貴美德，將內戰描述為「高貴忠貞的南方人面臨粗俗北方人的文化經濟侵略，為捍衞品德、生活方式及各州權力，而在明知必敗的情況下，奮勇抗爭」的故事。低估奴隸制（以及制度化的種族主義）的作用。
這種誤導性的歷史在今天仍然存在，洛溫的作品顯示它是如何滲透到各州尤其是南部各州學校歷史課本中，進一步掩蓋美國人過去接受種族制度的事實，混淆美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理解。
事實上，美國內戰非但沒有「解決」奴隸制問題，反而將其更深地植入美國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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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後：種族關係的低谷
內戰之後的時期，在美國歷史學中常被稱為「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也被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是「種族關係的低谷」（Nadir of race relations）：當時美國的種族主義情況比美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要嚴重。
到了二十世紀初，（種族主義）在國家的文化和政治中根深蒂固，比反奴隸制運動開始以來的任何時候，乃至比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嚴重。
矛盾的是，美國黑人正是在這個時期獲得了公民和政治權利：內戰之後，南部各州的非裔美國人第一次被允許參加投票，甚至在部分州成為州議會議員。
然而，這些權利很快就被取消。種族主義浪潮在全國範圍內反撲，「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出台（旨在禁止黑人投票的系列法律），對黑人的法外處決（私刑，lynching）增加，禁止黑人的「落日鎮」（sundown town）現象也隨之出現。
1896年，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美國最高法院維持「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允許美國的公共設施被隔離，導致黑人在公共產品方面獲得不公待遇。
從1913年開始，在國外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燈塔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在聯邦政府層面重新實施種族隔離措施，使自林肯總統以來近50年親黑人政策為種族關係做出的改善付諸東流。
工業化與大遷徙
從1915年左右開始，許多黑人遷往北方城市，形成美國歷史上的「大遷徙」。到了30年代，又有超過150萬黑人為免受私刑和種族隔離之苦而離開南方各州。
南方的大農場主們害怕失去勞動力，而北方的工業化發展迅速，經營工廠的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湧入表示歡迎。這場大遷徙也就是一種城市化進程，而這進程至今仍有影響：大量的黑人人口還集中在工業化時期遺留下來的市中心片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民權運動
當美國捲入另一場大規模戰爭時，種族關係再次受到影響。就像內戰一樣，黑人與白人並肩作戰，這給公眾的種族觀念帶來了一些變化。
與此同時，在戰爭結束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一大波民權運動的浪潮：從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這一系列民權運動成功地推翻了合法種族隔離、不公平投票法，並令社會不再接受直白的種族歧視行為。
不過，美國漫長的種族主義歷史並沒有在那時結束。雖然民權運動從制度上結束了種族隔離，但它無法克服幾個世紀以來行程的不平等條件和社會觀念。
美國非裔工人階級自1970年以來的貧窮化問題
當一個人群幾十年來面臨不平等待遇時，它會積累起某種形式的弱勢，而這種弱勢又會成為結構性的不平等。
這就是美國向後工業社會過渡時發生的情況。那時候，工人階級面臨着匱乏的工作機遇和黯淡的經濟選擇。但白人在社會上擁有更好的工作關係網和家庭財富，因此縱使同為工人階級，黑人與白人在面臨「貧窮」時，也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而在民運時代的動蕩之後，尼克遜（Richard Nixon）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打擊犯罪的新法律，也即「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 ：延長了刑期，允許將少年犯視作成年人受審，並為地方警察提供了不正當的激勵機制，譬如通過提高逮捕率來贏得更多聯邦資助。這些法律發生在美國工業衰退的高峰期，對生活在城區的貧困少數族裔社區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監禁也成為黑人文化的重要因素。
這種貧窮化的現象，助長了今天的一系列不正常行為，這些行為也往往與家境貧寒的黑人青少年關係密切：長期失業、濫用藥物、幫派文化、跨代監禁（父子都有被監禁的經歷）等——昔日的工人階級社區，變成了今天處於惡性循環的城區少數族裔貧民窟。
在某種程度上，種族歧視甚至演變為地域歧視。有研究表明，在美國，你的郵編可以決定你在怎樣質量的學校就學，決定你申請的銀行貸款會否被批准，甚至可以決定你交多少車險保費。
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很大程度上，即使在一個不包含種族主義的制度當中，仍然可以有種族主義長期存在。社會學家博尼利亞-席爾瓦（Eduardo Bonilla-Silva）提議將此稱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
今天的美國面對着「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
政治學家哈里斯和利伯曼（Fredrick Harris and Robert Lieberman）在其2015年刊布於《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今天美國社會的不同部門，諸如刑事司法、住房、教育、醫療衞生等，都沒有按照種族的邏輯來組織，但研究和統計數字繼續表明，它們始終以種族主義的方式執行政策。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涉及毒品使用。譬如以可卡因為例，價格較為高昂的粉末可卡因（powder cocaine）大多為高收入人群所食用，而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吸毒者，往往沒有穩定收入，則更傾向於選擇價格低廉、作工粗糙的霹靂可卡因（crack cocaine）。而雖然兩者都是可卡因，但是在當下刑事司法的現實中，對後者的懲罰要嚴厲得多。。
另一個例子是就業市場。官方數據顯示，在過去50年裏，黑人男子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比白人高兩到三倍左右。
當然，還有最近的疫情。難以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的少數族裔死亡率遠高於白人。
美國的萬惡之源？
結論是什麼？簡而言之：美國在種族主義之餘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但種族主義又與美國社會的諸般問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美國社會定型的重要年月裏，種族問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以至於後來的經濟、階級、政治、文化等多領域都受到種族影響。
因此可以說，種族主義即被低估又被高估。被高估是因為美國各種領域的問題並不都是來自於種族歧視；被低估則是因為過去的不公已被帶到今天的制度中，並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而今的美國示威涉及到種族主義問題，卻更源於失業、醫療、住房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與種族問題糾扯不清。開除涉案警察可能有助於平息一時的不公正感，但只有直視美國社會問題複雜的歷史淵源，才能逐步實現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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