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只追究特朗普軍售去向？ 軍工複合體的血腥真相

《紐約時報》於5月17日刊載《為什麼美製炸彈一直在也門殺害平民》（Why bombs made in America have been killing civilians in Yemen），譴責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不停加大軍售介入也門內戰的沙特，並稱「昔日美國對外軍售與否大都是為了達成外交目標，特朗普政府追求軍售卻完全是為了金錢和就業回報，鮮有考慮武器被如何使用」。

此論頗為大義凜然，然而美國對外軍售並非始於特朗普，昔日軍售與軍援也絕非不求利益回報的大公之舉，軍事工業複合體結構操持美國外交與軍事決策由來已久。特朗普之前的美國政府絕沒比較高尚，本質上俱是為了自身利益出口軍火，以扶持附庸政權或打擊敵手，特朗普不過是撕去了那一層推行民主自由的口號偽裝。

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018年7月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所言，「特朗普可能是歷史上偶爾出現的一類人物，他們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迫使這個時代抽開它全部舊有的偽裝。特朗普他本人未必知道，而他亦未必有考慮到其他可能性。這全都可能是一場意外。」因此《紐約時報》僅批駁特朗普不免失之偏頗，未能直探軍事資本對美國政治施加巨大影響力這一根本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年）在1956出版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就揭櫫過：「當前美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部分是軍事資本主義，而且大企業與國家間最重要的關係，乃植基於軍方需求與企業需求間的共通利益」。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年）亦於1961年的吿別演說裏，警吿道「強大的軍事組織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聯姻，是美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新現象，在每一個城市、每個州的議事機構、聯邦政府的每個辦公室都能感受到它的總體影響……我們必須防備軍工複合體獲得無法證明是正當的影響力」。從此「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遂成了飽受矚目的美國利益代名詞。但諷刺的是，歷屆美國政府都免不了对軍工複合體的支持，就連艾森豪威爾自己也不例外。

以高空偵察機U-2為例，1954年艾森豪威爾提及手下官員「要求授權一項總值為3,500萬美元的30架特種性能飛機的生產計劃。大量的設計和研製工作早就已經完成。我批准了這項行動」，而製造商正是大名鼎鼎的洛歇公司（Lockheed）。艾森豪威爾振振有詞地在回憶錄裏辯解道「我們在情報方面的相對處境，與蘇聯人比較之下，可說是不能更壞了……考慮到所有這些事情，我批准了情報首腦提出的在蘇聯領土上空使用U-2偵察機的建議」。

因此即便在1960年蘇聯擊墜美國U-2偵察機並俘虜駕駛員後，美國也沒放棄使用U-2，反而轉交給台灣空軍以刺探中國大陸情報。且隨着解放軍反制U-2的戰技日愈成熟，洛歇・馬丁公司也通過加裝12號系統、13號系統等電子干擾裝置改進技術。就這樣，軍火商靠着中國兩岸軍隊同族相殘的民族悲劇，回饋給美軍更先進的武器、同時收獲更高額的武器合同，積累了更多血腥的財富，而這一切俱是在反共的大旗底下進行。

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2009年）曾於1967年，向國會解釋軍售目的在於「整合我們的供應系統，協助限制各種不同形式裝備的擴散…在經濟上能夠做到更大量的生產經營…因吾海外駐軍所造成資金外流的不利因素，至少一部份可以獲得抵銷」。簡單來說，就是要壟斷市場、擴大生產、掙取更多利潤以便彌補開支，純然符合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批評，只是金融寡頭換成了軍工寡頭，是資本主義更暴力的集中與展現。

不過為了師出有名，美國在發動戰爭與對外軍售時，仍以「國家安全」或「促進民主自由」為名，藉此降低國內外反彈，但本質仍是逐利。故即便是主張要施展人權外交、斥責「美國是世上最大的軍火販」的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也照樣同意向人權紀錄惡名昭彰的沙特阿拉伯，出售60架總額約2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迫害巴勒斯坦人不遺餘力的以色列，也被允許以50億美元的高價購得F-15與F-16戰機。而戰鬥機的製造商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與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在這些交易中可說是賺得盆滿缽滿。

加上隨着海外軍事行動逐年增多，導致赤字暴增，美國更需要靠軍火交易挹注財政。如1971年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為了阻止美國貿易逆差，不但停止金本位制與徵收10％進口附加税，還下令擴大武器外銷，很快就讓美國對外軍售額自1971年的13億美元猛增至1973年的40億美元，亦使美國在當年度享有19億美元順差，自此之後美國便更為迅猛的進佔全球軍火市場，順帶以此鞏固美元優勢，更強化了美利堅霸權。

根據美國國務院於2019年底發布的報吿，美國於2007至2017年間佔比全球軍火交易額達79.5％，年均1,430億美元，是俄羅斯、法國、英國、德國、中國大陸等其後九國總和的四倍以上。試想，儘管美國無法純靠軍火交易扭轉因產業結構缺失與全球經濟分工的浪潮所導致的每年數百億美元逆差，但若少了武器外貿額，美國出口勢必更加惡劣，也更難影響各國地緣關係，進而保障美國霸權的優勢，因此美國絕不會甘於放棄這一大塊浸滿血色的奶酪。

加上軍火工業與戰爭對美國的刺激十分顯著，比如二戰結束後美國即陷入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但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立刻挽救這頹勢，1950至1953年間軍費年均增長57％，經濟增長率從原先的4.5％上升到6％，軍事開支最高曾佔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4.1％。越南戰爭的龐大軍事赤字也讓美國經濟增長率，自原本的5.5％提高到8％，GDP佔比在1968年時達到最高的9.4％。第一次海灣危機爆發時，美國經濟增長率曾跌到負0.07％，但開戰後迅即於1992年猛升至3.52％。所以面對如此高效的生長激素，白宮哪位官僚能拒絕得了？

但軍火貿易與戰爭亦是美國經濟的鴉片，因從長遠來看，其帶來的高額利潤多分配到軍火商、私人軍事承包商與政客身上，廣大人民未能均霑，反而得貢獻税賦給武器的研發、購買與維修經費，並排擠教育、醫療、糧食等攸關民生的政策預算，士兵傷亡帶來的經濟與道德成本也不容小覷，故無異飲鴆止渴。

然而在軍火商與相關遊說團體的龐大勢力下，白宮既無法戒除選舉基金與回扣的誘惑、又無良方可替代軍工產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軍工複合體自然會繼續影響美國決策。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美式民主其實僅是有益於一小撮資本菁英的狹隘體制，絕非人人俱可享福。

也因此，即便有少數白宮官員或國會議員想立法規範軍火出口，但仍做出妥協，留下遺漏好讓美製武器能繼續生財。譬如美國國會於1976年先後制定《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與《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旨在監督武器外貿與相關技術的出口，但又於《武器出口管制法》中授權總統可豁免限制，特朗普正是靠此條文屢屢軍售沙特、巴林等也門內戰的參戰國，激化當地的武裝衝突。但諷刺的是，《武器出口管制法》又載明「美國的終極目標仍舊是打造一個免於戰爭災難與軍備危險和負擔的世界」，何其矛盾！

雖然2018年與2019年有國會議員好幾度譴責或打算阻止軍售沙特，但議案不是遭擱置就是被否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恩格爾（Eliot Engel）要求國務院監察長利尼克（Steve Linick）調查2019年特朗普以伊朗威脅為藉口出售沙特、約旦、阿聯酋軍火一事，結果利尼克也於5月18日遭解僱。不過這可不代表美國政界良心大發，因為反對者多僅伺機抨擊特朗普政府的違法亂紀，對處於問題核心的軍工複合體結構，依舊沒打算徹底翦除。

再以台灣為例說明制度漏洞，如1979年美國一面同中國大陸建交並承諾降低對台軍售，又一面制定《與台灣關係法》規定繼續販賣，同年增產48架F-5戰機售台，價格高達2.4億美元；1980年更甩手賣出包含BGM-71反坦克導彈（BGM-71 TOW）、霍克導彈（MIM-23 HAWK）、M110自走炮等總價2.8億美元的軍火。即便1982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簽署《八一七公報》，但美國仍以商用或科技移轉的名義繼續違反公報精神。如台灣引以為傲的「自製」戰機「經國號」，其實便是通用動力公司、蓋瑞特（Garret）、李爾希格（Lear Siegler）等美商協助設計。這既加深美國的對台宰制，又削弱台灣的軍事自主性，好讓美國軍火商繼續獲利。

1992年老布殊（George H. W. Bush，1924─2018年）在競選時更宣布出售通用動力於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製造的150架F-16戰機，總額高達60億美元，以滿足議員們讓「台灣購買美國工人生產的美國飛機」的要求，保住德州這大票倉。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還要求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諒解：「這一出售F-16戰鬥機的決定既不是為了台灣，也不是衝着你們。這樣做是因為它的生產線在德克薩斯州，而德州對總統至關重要」，直白地承認軍火利潤涉及經濟與選票兩大元素，但沒透露共和黨在1992年還從軍工業獲得389.4億美元政治獻金的情形。如此利字當頭，大陸再怎麼抗議自然也促使不了美國收回成命。

也許有人會質疑：美國不是也會提供無償軍事援助嗎？然而這表面慷慨的舉措，實質上有益清除美國武器庫存，加速更新換代，白宮可由此下令添購與研發新款武裝，軍火商便能得到新訂單。再說援外的武器仍有維修保養、補充零件、人員訓練、技術或生產移轉等一系列後續問題，這些服務能保住軍火商的生產線，是穩定的長期搖錢樹，又能深化受援國對美國的依附，因此實質上仍舊是為了利己。

軍事、金錢、政治相勾結的利益結構，構成美國政治的聖三位一體，但長期下來卻造成三點危害。

一，外交軍事化，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國家安全局等軍方與情報部門都能對外交政策說三道四，在軍火商的遊說與獻金下一次次激發地緣危機，國會議員亦受到同樣的影響，如此一來美國便可順理成章地擴張軍備，軍工業也就自然不愁吃穿。但後果便是加劇國際衝突，破壞全球和平。

二，政治腐敗化，軍工業不但撒下大筆銀票動搖政府決策，還常聘僱政府高官擔任顧問以累積人脈，甚至堂而皇之邁入白宮成為大員，替自家廠商牟利。比如在老布殊任內執掌國防部、爾後又搭檔小布殊成為副總統的切尼（Dick Cheney），在1995至2000年間曾是軍工石油企業哈利伯頓（Halliburton）的執行長。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哈利伯頓憑藉承包一宗宗五角大樓的合同日進斗金，最後在2005年躍為全球第十大軍工廠商。

而特朗普政府裡，先後當上國防部長的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與埃斯珀（Mark Esper），更是來自波音公司（Boeing Company）與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的副總裁。如此緊密的軍事資本結合體，既引發前述的外交軍事化，更使軍工業與政府在眾多交易裏發生浮報、回扣、賄賂等弊案，加深政治腐敗。

三，擴大貧富差距與產業結構畸形化，過分注重軍事產業的最直接表現就是軍費年年上升，如特朗普2019年的軍費預算已高居7,160億美元，2020年更增至7,500億美元，但教育、醫療、農業、住房等項目的經費悉遭削減，特朗普卻大言不慚地聲稱這是「一份為了更好的美國的預算」。這種朘吸人民生產成果餵養少數軍工業的行徑，本質就是合謀軍工富豪剝削百姓，既加深人民的苦狀，更激使美國製造業愈往軍工體系傾斜，絲毫不利健全產業結構。

而對部分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亦是如此，辛苦積攢的少許外匯，不時在美國勸誘或脅迫下購買美製軍火，既削減內部資本的累積，不利經濟發展，又排擠民生經費；對外也起了供應美國軍工業與金融業的作用，更固化美國的軍事與美元地位。如想選擇他國交易，往往會受到制裁。譬如印度尼西亞有意購置俄羅斯的蘇35戰鬥機，便遭美國端出《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威脅；土耳其購得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亦面臨美國制裁與恐嚇踢出F-35戰機供應鏈的風險。這既有美國打擊敵手外銷與軍事影響力的用意，更重要的是得保持市場壟斷權滋補自家軍工業，因此絕不許第三世界國家自行挑選美國以外的客戶。

然而這些惡果很難撼動美國大眾的視聽，不少右翼分子更深信：經濟的衰退必定是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等國「盜竊」美國人工作機會所導致，完全沒考慮到軍工複合體是扭曲美國政經的元兇，反而用選票替壓榨自己的寡頭助威，劍指受美國軍事與資本威脅的發展中國家。這種荒謬的指控，絕對是所有受壓迫族群的悲歌、資本主義話語權的勝利。

加上軍工業由於所需的技術高、資金高、研發周期長、風險也高，天生就有資本集中化與壟斷化的傾向，這更促使軍工複合體抓緊能榨取國家資源的任何機會。英國史家基爾南（Victor Kiernan，1913─2009年）也說過，「一個充斥着富有商人的政府不可能嚴格限制經濟中的被壟斷部分」，因此「很難想象他（美國總統）會在任何遠離公眾意識的外國問題上抵制一個強大的資本集團所施加的壓力」。

由此，對於美國內部聲討特朗普出口軍火的意見，千萬不能過度拔高視之為山姆大叔的悔罪，充其量不過是供作黨爭的燃料。即便國會換屆與白宮更替新主人，軍工複合體依舊不會停止把持美國政局，更不會戳破以「民主自由」偽裝的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專政本質。所以無論是在也門內戰裡淌血的慘死百姓，抑或在紐約垃圾桶裡翻檢殘羹冷炙的失業貧民，不過都是無良寡頭們在狂飲資本主義暴力癮頭豪宴下的眾多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