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香成．下】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自由民主與中港問題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全球經歷了幾件大事，劉香成都在現場，他以美國記者、中國人的身份，透過相機紀實。1976年，中共始創人之一、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兩年後他回到中國，以攝影鏡頭記錄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社會；1989年，他在天安門廣場報道了八九民運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見證了前蘇聯解體，拍下最後一位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的獨家照片，跟美聯社同袍一系列記錄前蘇聯瓦解的照片奪得了1992年的普立茲獎殊榮。沒有攝影記者像他這樣貼近地、深切地同時報道了兩個「紅色國度」的巨變。今年，他出版有關兩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相冊，時間彷彿來得正好：中國國力走向前所未見的高峰，西方國家崇尚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受到撼動，美國千禧世代開始出現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四. 當西方自由民主碰上死結
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再有當年冷戰時期的「對手」，與文化更不相似的中國之衝突卻愈發激烈，貿易戰之餘，是中國與西方兩大文化的碰撞。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理想」模式，在運行數十載後亦見動搖。
劉香成形容，自己接受過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教育，但同時經歷過內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香港的殖民化教育，而教育到了一個程度，就是要教你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西方好的不排除可多學些，「我盡量觀察中西方兩面的文化有什麼是吸引人的，不是任何東西都是政治。 在西方，近年有很多人出來懷疑，西方現在這套民主自由還可行嗎？從入大學到現在，我未曾見過（懷疑聲音）有如今這麼大。」
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一直被視為人類「最適合的模式」，如今備受質疑。劉香成認為，這個問題在美國已經是一個死結：「Politic is a competition of compromise.（政治是關於妥協的競爭）現在參與政治的人要花上很多成本去做campaign（競選捐款和宣傳），想向人們傳遞一些訊息。現在的政治、報紙全都變得partisan（高度派系）。」
劉香成一直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政治化：農民吃飯的餐桌後，寫着「要聽華（國鋒）主席的話」，這邊又個毛像，子女要檢舉自己的父母，諸如此類。然而，西方縱使是言論自由掛帥，今日也是陷於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確」泥沼中，政治正確的媒體很多東西不能反對。
「在英國，如果你現在反對brexit（脫歐），你已經可以倒閉了。在美國有很多東西你不能說的。你在美國什麼都可以寫，但不一定能刊登在《紐約時報》之類的主流媒體上。如果你這個言論不能被CNN、Fox News等發布，這些言論等於不存在。你可以說，那些言論對社會毫無影響力。」
美國人或許厭了這種「政治正確」，在2016年選了一個特朗普出來。
五. 不會說故事的中國人
在劉香成跑馬地的家中，客廳兩幅牆上的都是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一邊是維吾爾族畫家Aniwar Mamat的巨型油畫作品，另一邊是北京藝術家史國威的松樹攝影畫作。至於自己的攝影作品，他沖曬了好幾幅小的，放在偏廳一隅。
已故德國《明鏡周刊》意大利記者Tiziano Terzani當年為《毛以後的中國》撰序，他寫道：「對於劉香成，中國不僅是一個有待發掘的真相，還是一種尚待闡明的愛。」（For Liu, then China was not just the question of truth to discover, but also a relationship of love to clarify.）
「中國人不知道怎樣說故事。」劉香成在訪問中說。在過去二十年，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內地生活，長住北京、上海，無間斷地為中國「寫故事」，因為這世界五分一人口所做的事情，會改變了整個世紀。
同時，他很反感內地以前常把「百年恥辱」掛在口邊。「大陸政府做事情，一遇上困難就以愛國主義方式處理，什麼事的責任都推向西方和美國，說什麼若不是西方做事那麼不合理，我們就不會這樣。我覺得這不是好的策略。」所以，他一直想找尋近一百年關於中國的圖片，想把中國人的視角從受害者中脫離出來。「你老是覺得是受害者，就很難從中解放出來，走出陽光大道。」
劉香成即時向我們推介了一篇文章，叫《中國怎樣才能不捱罵？》（編按：刊於今年8月6日《聯合早報》，作者郭良平）。該文章提出的疑問是，中共建國以來克服了國家的積貧積弱，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來，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崛起，震撼了世界，卻同時引起猜疑和打壓，解決了挨餓、挨打的問題，卻還在挨罵。
劉香成頗認同文章的觀點，正如有些中共高幹對他說，去跟美國官員開戰略對話會議，經濟、社會、文化也好，總是各說各的。今天的中國，在世上建立話語體系時遇到不少碰撞，劉香成的解讀是他們不懂說故事：「怎樣的好事，他們都說這是共產黨的好事，不懂單獨說一個人對這件事的貢獻、做這件事的細節，以及個人感受。中國這三千年來都是這樣，這是帝王說話的方式。」這導致美國人不懂跟內地人溝通，香港人也不懂跟內地人溝通，彷彿活在平行時空。
六. 不懂中國政治的香港人
劉香成在10月1日國慶黃金周回來香港，那周也是持續近四個月反修例示威迎來高峰，他說如今香港街頭示威的景象，就似他八十年代在韓國採訪民運般，都是催淚彈橫飛。
今日內地與香港的矛盾，劉香成首次有所警覺也是在八十年代。那時，英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談判，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舉行會談，他當時跟香港新聞界的行家傾談時，發現他們很多都對中國欠缺基本的政治判斷，「某程度上是一廂情願地依賴英國人，他們很多對香港本身的戰略地位缺乏一種政治常識，這是很危險的。」
這種依賴，似乎三十多年後仍然存在，示威者揮着美國旗、英國旗，就是不少中國人所斥責的「挾洋自重」。劉香成認為，回歸二十二年來，香港的去殖化過程做得很不理想，北京派駐香港的幹部及外交官工作都只是觀察，跟香港普通人沒往來，也沒跟香港的記者交好朋友，又沒有將香港的實情報上去。至於香港政府，雖然依舊廉潔、高效率，但自殖民時代都只「受薪去奉命執行，不是去思考政治問題」。惟當英國人離開後，北京都沒適時插手，香港政府既沒怎麼領導香港走出英國人的影子，亦不像華盛頓般有成熟的智庫。
回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他認為今日大多數的香港人也一樣，對中國，以至對中國政治都缺乏理解，這大概可歸因於我們欠缺歷史意識（sense of history）。香港的歷史從1949年到文革之後，從內地逃難來的人數很龐大，久而久之，香港變了一個中轉站，人們不認同中國政權，只想在香港賺最多的錢，然後移民；而這批人的下一代，就是今日對中國極不信任的那一批。香港大部份的人缺乏政治情商。
「英國人不想我們學歷史，不想建立起一套國民身份認同，所有殖民地都是，包括印度、千里達、馬來西亞等。」劉香成說，如果香港在殖民地文化上一成不變，這種想法也站不住腳的。
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出現移民潮，今日的香港又再出現這股情緒。劉香成說，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了一種「買辦文化」，任何問題都只尋求一個quick fix（快速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投資房地產，買、賣、移民，就是一個quick fix，但始終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
「你說你想到英國，但你看看英國投票給脫歐的，都是白人，他們反對移民。到那裏，就會得到更好的生活嗎？」
近日，外國校園接連有陸、港留學生就「連儂牆」起衝突，我們談到兩地年輕人的差異。劉香成認為，陸港年輕人的價值觀其實沒什麼大差異，都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可是，正如大家執拗於1989年民運的性質，事實上，內地的年輕人並非一無所知，而且比香港人更加好奇，但基於他們對政治敏感，加上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能夠出國留學、旅遊、工作，不介意把事件留待歷史去平反；相反，香港的年輕人執意於「現在要先解決所有政治問題」，否則不會向前走，這是political immaturity（政治不成熟），兩者形成了重要的區別。「這些經歷是不能轉讓的，但對歷史意識是可以轉讓的，這只能透過教育去做到。」
七. 鍾情香港的Laissez-faire
踏遍世界，一半時間生活在美國、印度、蘇聯；另一半時間在中國內地和亞洲其他地區生活的劉香成，喜歡偶爾回來香港，一方面是香港很有效率，尤其是服務業，另一方面是，香港人那種laissez-faire（經濟自由化）的生活態度很吸引。
在今日的社會，有圖未必有真相，至少劉香成，親身走近過真相，來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觀。以鏡頭記錄下來的，也是全人類歷史的憑證。「我見證過蘇聯的解體，覺得中國有可能選擇自己的道路，後者不能排除。」
上文節錄自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劉香成：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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