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香成．上】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蘇聯解體與中國崛起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全球經歷了幾件大事，劉香成都在現場，他以美國記者、中國人的身份，透過相機紀實。1976年，中共始創人之一、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兩年後他回到中國，以攝影鏡頭記錄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社會；1989年，他在天安門廣場報道了八九民運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見證了前蘇聯解體，拍下最後一位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的獨家照片，跟美聯社同袍一系列記錄前蘇聯瓦解的照片奪得了1992年的普立茲獎殊榮。沒有攝影記者像他這樣貼近地、深切地同時報道了兩個「紅色國度」的巨變。今年，他出版有關兩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相冊，時間彷彿來得正好：中國國力走向前所未見的高峰，西方國家崇尚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受到撼動，美國千禧世代開始出現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一. 苦海過後的新中國
美國已故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於1972年訪華後，美國媒體開始對中國產生較大的興趣。那時，美國三大報刊記者Fox Butterfield（《紐約時報》）、Richard Bernstein（《時代》雜誌）、Jay Mathews（《華盛頓郵報》）爭先出版一部關於中國的書，劉香成在1978年作為《時代》雜誌記者派駐中國，是首八位派駐北京的美國記者之一。翌年，中美便正式建交了。
最終Fox Butterfield搶先出版了，書名為《苦海餘生》（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1982），書中照片都是劉香成的作品。「這本書在那個時代是比較深刻的報道，可以說是很有分量、關於新中國的報道。」劉香成的新書書名叫做《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文暫譯作《紅海餘生》），正是呼應該部三十七年前的作品。
「苦海餘生是中國道家思想，形容人類要過這一生所面對的是苦海，社會狀況多多少少都是很苦的。在這麼苦的人生裏面，你怎樣找到平衡，找到自己生活的理念。所以，苦海餘生是形容中國人很深刻的生活體驗。」這種苦，也許年幼時的劉香成也嘗過一點：1951年出生於香港，十歲前在福州念書，父親是知識分子，曾任《大公報》編輯，母親則是清官後代、大地主，因此，劉香成作為「黑五類」後代，是班中幾十名同學之中，唯一沒帶上紅領巾的。
正因在內地度過童年，使劉香成對中國、對政治有了興趣，長大後就到美國念國際關係，因選修《Life》雜誌攝影師Gjon Mili的攝影課，輾轉做了他的實習生，展開了自己的專業生涯，先後擔任《時代》及美聯社的首席攝影記者。
毛澤東去世之後，也是劉香成回到中國的時機，雖然趕不及回去採訪毛澤東的葬禮，卻剛好見證一個新時代之始。「在大陸，我從第一天就知道這是人類一個很大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那麼大，而我又做紀實攝影的，你不去為這故事投資時間、精力，那還有什麼可做？」
1983年，劉香成首度把攝於1976至1982年的照片輯錄成書：孩子高舉拳頭批鬥四人幫、七十年代末北京市民圍看「西單民主牆」大字報、北京農民收割大白菜、大連青年在毛澤東像前玩滑輪，年輕情侶在街上依偎，或是穿着列寧裝卻拿着「可口可樂」的青年。
記錄的都是那些年中國庶民的日常，畫面雖然沒他採訪八九民運、韓國民運、蘇聯阿富汗戰爭那麼動魄驚心，也沒政治巨人那麼具標誌性，但眾生相往往是最富詩意的時代見證。這書在1983年初次出版，但至2010年左右才於內地面世。「當時很有趣，大陸不敢稱此書為《毛之後的中國》，在大陸，什麼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很重要，你叫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很disrespectful（不尊重）。」
二. 從天安門跑到克里姆林宮
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報道是劉香成的「成名作」之一，獲得新聞界廣泛認同。他憶述，中央美術學院那時將自由女神像設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很多西方記者卻開始離開，因他們已待了一個多月，覺得沒事發生。「我當時叫東京來的圖片編輯不要走，因為我知道共產黨不會讓這個象徵西方精神的塑像長期放在這裏，容許它向着毛主席畫像，就在那城樓上，毛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局面不會持久。」
劉香成的判斷是正確的，過了不久，那場學運便以血腥的畫面作結。堅持留守的劉香成便為美聯社擔起發相片稿的工作，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美聯社另一位攝影記者Jeff Widener在酒店陽台上拍的「坦克人」照片。劉香成自己也透過鏡頭為「六四事件」留下歷史記錄—一對情侶騎着單車出行，兩輛坦克正好在橋上經過；滿身鮮血的學生被三輪車載着走，該作品得到1959年美國年度圖片獎。此後的內地，至今再沒有過一場大型社會運動。
劉香成記得，自己在當年6月9日回到香港，之後便到了漢城（今首爾）採訪學生運動，再被美聯社社長委派到莫斯科。那是美蘇冷戰時期，一些較優秀的美國記者會被派到莫斯科，早年部份資深的從莫斯科再調到北京，劉香成與他們日常談話，從中得到很多啟發。「他們會指出，中國很多方面都是學習蘇聯，像社會結構、部委結構、人事安排，共產黨結構，都深受蘇聯影響。」
劉香成此前已向美聯社社長提及想到蘇聯報道，因他認為當時的莫斯科是「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故事」，自然就接了這趟差事。或者他當時也想不到，被調往莫斯科後，接着很快就見證了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於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宮宣布辭職，蘇聯正式解體，結束講話摔下講稿的一瞬間，就被劉香成及時攝入鏡頭。由於現場禁止拍攝，劉香成為了這個歷史性一刻捱了一拳。
三. 紅色國度驟變與資本主義
今年出版的新書《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收錄的照片，分別於中國（1978年後）及前蘇聯（1990-1993年）拍攝。兩個共產國家留下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西方社會所推崇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受到民粹、反全球化等聲音的挑戰，來到2019年，記者問這位近距離的觀察家有什麼看法。劉香成認為，2019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這是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有公開討論自由民主是否適應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本身出現了什麼問題。」
劉香成提起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今年出版的新書（編按：《Capital and Ideology》），研究了大量數據後發現現今社會的經濟分布不合理，Piketty提出一個觀點是：意識形態本身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只不過這幾代人都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才覺得這個是最適合人類發展的模式。
劉香成說，美國總統選舉參選人沃倫（Elizabeth Warren）、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有提出，通過稅制改變人類的分配模式，包括對房地產的概念。「不是說資本主義最理想的，而是least bad（最少的惡）。所以這本書的疑問，就是在懷疑，不要以為社會規律系統都是千篇不變的，選擇這個系統的基本哲理，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表現。」
蘇聯與中國到目前為止，結局很不一樣，但劉香成覺得兩者就如「一個是蘋果，一個是橘子」，很難正面比較。他以往有次在莫斯科近郊野餐，坐下來就感嘆，從未見過草這麼綠，泥土會這麼黑，蘇聯自然資源太豐富了。
劉香成又到過印度，覺得連印度都比中國富裕，土地更肥沃。「有一次，我跟文字記者同事從上海坐（火車）到新疆烏魯木齊，這條鐵路是全中國最長的。歷時四天三夜，我們在火車上跟人採訪、談天。從蘭州到烏魯木齊，我記得很清楚，一天一夜的時間，經過黃河上流，都在一片什麼都長不出來的土地。」
匆匆數十載，在這片先天不太富庶的土地，上演了一齣經濟奇蹟；天然資源豐富、幅員更廣的蘇聯，卻走上解體之途。各獨聯體國家獨立後發展速度各異，有些走向親西方的民主體制，有些較為專制，卻沒有一個像中國般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軌跡，較準確來說，是結合了專制與自由，因地制宜構建自己的政經模式。「現在中國已跟以前很不同，我深信經濟能夠改變政治，可能幾十年之後才改變，中國還會繼續震撼世界。」劉香成說。
上文節錄自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劉香成：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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