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大火】「法國靈魂」灼傷之後的反思

復活節前夕，全世界見證了發生在法國巴黎的驚駭一幕：著名的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火光熊熊，濃濃的黑煙直衝上半空，其標誌性的尖塔被烈火吞噬，轟然倒下。一眾居民和遊客默默地遠眺火場，有的低頭祈禱，有的焦慮緊張，有的心痛落淚，更有人慨嘆：「巴黎毀容了！」這份傷痛和悲慟程度，不下於2015年底巴黎遭恐襲造成的重大傷亡。

經過一整天滅火，教堂內部祭壇盡是灰燼。幸而石製部分的建築結構大致保存良好，寶物室亦沒有受損，但頂部大面積坍塌，塔尖灰飛煙滅。這場大火燒毁的不僅僅是一座具有856年歷史的重要文化遺產。縱使未曾到訪過巴黎，也能輕易認出這座獨特建築，因它除了是法國的文化驕傲，也記載了人類文明一段深刻的過去，它代表着巴黎和法國，甚至影響了整個歐洲以至世界的價值觀。正如法國著名記者Stéphane Bern形容：「法國民族的靈魂正在消失，巴黎之心和法國今天同受重創。」

它受損了，大家的心都痛了。

巴黎聖母院座落於塞納河沿岸的西堤島（Île de la Cité），是天主教巴黎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亦是法國哥德式教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聖母院在1163年開始興建，經歷近兩個世紀，至1345年才告竣工。其外觀宏偉壯麗，諸如眾多的雕像、飛扶壁、吐火獸廊和鐘樓等，格外引人入勝。

聖母院位處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上，其歷史價值遠遠超過建築物本身。1711年，在教堂合唱團下方的地穴發現了幾個方形陣，這些結構可以追溯至羅馬帝國皇帝提貝里烏斯在位期間（Emperor Tiberius，公元14至37年），相信是裝飾着高盧與羅馬雕塑。這一發現是古代巴黎最珍貴的遺物之一，充滿了宗教、社區和久遠歷史的痕迹，該處在1847年亦發現是一座六世紀小教堂的遺址。

自十二世紀興建以來，聖母院便一直和法國歷史緊密相連，承載着法蘭西民族的歷史記憶。1455年，法國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平反儀式在此舉行；路易十四等多位國王的加冕大典都曾在此舉行；1804年，拿破崙選擇在這裏加冕為王，開啟法蘭西帝國時期；1970年，法國前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葬禮在此舉行，向這位在二戰期間領導自由法國運動的人民領袖致敬。

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é）歷史系教授Marie-Françoise Baslez原定於聖周（即復活節前的一周）在聖母院講道，大火發生當日，她打開電視，正想收看總統馬克龍回應「黃背心運動」的演說，卻驚見教堂尖塔倒塌的一刻。她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在知道結構得以保存之前，我感覺此一黑夜中大火的景象是一場審判和一個徵兆。是毀滅性大火，還是潔淨的大火？身為教徒的我當刻的錯亂，感覺大於我作為一位歷史學家。」

非凡教堂 安撫心靈之處

2009年，Baslez獲邀到聖母院出席一場四旬期會議。她憶述，當時被聖母院的歷史和傑出人物留下的痕迹所震撼，與此同時，心靈卻因沐浴於管風琴的優美音樂和玫瑰窗透出的迷人光線中而獲得安撫。她坦言：「不論是快樂或不快樂的日子，聖母院對我和一眾巴黎人而言，都是一座非凡的教堂，那裏有我們特別喜愛的禮拜儀式，同時是國家舉行重大聚會的地方。這地方充滿着非常特別的回憶。」

聖母院每年吸引約1,300萬人次參觀，它象徵着巴黎的信仰，也代表着這國際大都會的悠久歷史，與作為巴黎現代性、生活樂趣和文化象徵的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互相輝映。

法國民間流傳着不少關於聖母院的傳說，例如兩道外門的面板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鎖和鉸鏈裝飾，相傳是魔鬼的作品：一位名叫Biscornet的鎖匠擔心在這項重大工程中失手會毀掉名聲，於是請求魔鬼幫助，方能製作出如斯鬼斧神工的傑作。

聖母院並非首次蒙難，十六世紀便在胡格諾教派（Huguenots）暴動中受到破壞；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黨人將聖母院改為「理性殿堂」（Culte de la Raison），務求將代表舊制度及舊政權、長年腐敗的天主教會從法蘭西民族身上連根拔起，他們搗毀了大教堂，拆毀聖壇，掠奪並將建築物外的舊約人物雕像「斬首」，又把大鐘熔化鑄成炮彈，令聖母院被迫在1795至1801年間關閉；1944年，聖母院更一度成為納粹德軍的轟炸目標，幸最終因執行軍官違抗命令而倖免於難。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聖母院雖然遭受嚴重破壞，卻成為國家政教分離傳統的開端，也催生了法國的世俗政策（Laïcité）。自那時起，宗教逐漸從法國的政治和社會中淡出，現時聖母院除了是宗教場所，更多是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或歷史古蹟，縱使大部分法國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在法國仍有重要地位，但政治上並無角色，法國政客一般也不會以教徒身份或對宗教的虔誠作招徠。

雨果小說 添上人文色彩

聖母院之所以受世界重視，不得不提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他以聖母院為背景而創作的小說《鐘樓駝俠》（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於1831年出版， 令這座當時殘破不堪的教堂重新得到社會重視。

《鐘樓駝俠》的主角加西莫多在襁褓時便因身體畸形被父母遺棄在聖母院前，幸獲副主教收留，並在日後成為敲鐘人。

在雨果筆下，加西莫多和吉卜賽少女愛絲梅拉達等小說角色都被賦予鮮明的個性。加西莫多雖然天生駝背、面容醜陋，卻有一顆善良的心，加上故事背景發生在聖母院，令小說帶出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聖母的慈愛形象互相呼應，繼而流傳至世界各地，聖母院亦因而重新得到法國人的重視，激發了十九世紀中的修復工程。

《鐘樓駝俠》其後被拍成電影、動畫及音樂劇，令巴黎聖母院成為現代西方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歷史學家Fabrice d'Almeida在大火後向法國媒體這麼形容：「它是巴黎人的記憶，這艘堅如磐石的船艦建築（意指聖母院），早已穿越歷史。」

對於像Baslez等法國天主教徒來說，聖母院別具意義，除了因為各式各樣的重大政治和宗教禮拜儀式會在這裏舉行外，也因為這裏存放着相傳是耶穌受難前頭上所戴的荊棘冠冕。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80年便曾在聖母院舉行盛大的祈禱晚會。

聖母院的火災跟近年其他重大建築物火災有所不同，它不像2017年倫敦住宅大廈Grenfell Tower大火─暴露了當局缺乏監管和消防法規失靈的問題；也不像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國家博物館內無數珍貴的歷史和文明記錄因去年一場大火而燒毁後，民眾把矛頭瞄準在政府修繕不足之上。聖母院大火雖然沒有造成人命傷亡，卻在美學、精神和象徵意義層面造成巨大災難。

作為西方文明最耀眼的瑰寶之一，聖母院不但是著名的地標建築，更是法國歷史、宗教、文化以至民族的身份象徵，同時還是重要人類文明遺產。聖母院真正體現了身份是一種社會建構，它不但承載着整個國家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更成為全球擁抱相似價值觀人士的身份認同。因此，聖母院身陷火海，代表着一個重要的文化象徵符號遭到摧殘。

如今的法國人已不常到教堂，即使大部分國民名義上是天主教徒，但該國卻是歐洲「最不虔誠」的國家，巴黎的知識份子一般視宗教為過時或不開明的。即便如此，作為一座宗教建築的聖母院，地位及意義仍然是非同凡響，不少人更形容聖母院是法國之魂（soul），那到底這「靈魂」是什麼？

世俗主義下 成為身份象徵

Baslez認為，文化、宗教、精神三個層面的分界模糊，所以她傾向用「身份」這詞多於「靈魂」，代表的就是一個人對基督教文化的依戀。她說：「縱使基督徒數目減少，信徒逐漸放棄實踐信仰，再加上教會的危機。但當這麼重要的國家遺產受到毁壞，我們仍然感受深切，證明了基督教文化對建構法國社區的歸屬感是不可磨滅的。」

Baslez進一步指出，今次事件反映出基督教社區其實一直置身於城市的中心、國家的心臟，對那些「不知和不信」（unknowing and unbelieving）的人開放。法國的天主教徒善用世俗主義下的特定空間，於教育及社會運動等層面維持着這種模式，為信仰發聲。

不少人認為，重建聖母院是法國人當前最關注的事，也成為馬克龍一次團結國家、重拾民望的契機。這場火也來得很湊巧：馬克龍在火災發生當晚原定會發表回應近期「黃背心運動」的演說，但這場本旨在結束危機的政治演說，撞上一場破壞了神聖遺產的殘酷災難。Baslez對兩件事件同時發生感到驚訝：「通過取消及推遲演說，這位國家元首作出長遠的賭博，直覺地選擇了先處理這場危機。」

她續指，法國明年將迎來新一輪選舉，令人看到政局改變的曙光，有些人則對馬克龍持觀望態度。今次火災所帶來的一時團結，並未能夠消除國家潛在的問題，國民的焦點很快便會回歸到「黃背心運動」的財政訴求上。

修復背後 沒東西是永恆的

火災發生數天後，馬克龍堅定地表示目標是五年內修復聖母院原貌。法國首富LVMH集團主席阿爾諾（Bernard Arnault）和歐萊雅（L'Oreal）的貝當古─梅耶爾家族（Bettencourt-Meyers）等富豪和大企業更慷慨解囊，24小時內便籌得逾七億歐元的重建捐款。Baslez認為：「這遠超於狹隘目標，就如在奧運（2024年在巴黎舉行）前恢復巴黎的景觀，重建是為了人類的尊嚴。」

在災難發生第二日，建築師展開一場有趣的辯論：要利用更現代的技術（如屋頂的鈦金屬結構）來翻新，抑或是重建出跟原來一模一樣的建築物？Baslez表示：「除了資金和保留傳統石、木工藝的問題外，這幾乎是一個哲學問題：我們必須複製過去嗎？還是要重新建設？疤痕也有紀念意義，聖母院的石頭是活的。」

的確，對不少巴黎人而言，聖母院是一個生命體。過去多個世紀，它是當地居民在遠處都清晰可見的最高建築物。上述的重建問題絕不陌生，聖母院於法國大革命期間被破壞後，到拿破崙時期才重拾其宗教用途。1844至1864年間，奉命修葺教堂的建築師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和Eugène Viollet-le-Duc亦面對同一道棘手難題，現今我們所見的聖母院，諸多主要元素也是出自兩人之手。

歸根究柢，聖母院興建之初就缺乏完整的設計藍圖，今天的經典建築其實是經過多個世紀、廣集各個工匠與建築師的心血而成。Eugène Viollet-le-Duc曾承認，「修復」是現代概念的產物：「修復一座建築並非保存她、修理她或重建她；而是復原一個永遠不存在於任何時間的完美狀態。」

透過認識聖母院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座始建於十二世紀的建築並沒有真正完工之日。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次又一次經歷破壞和風霜，卻又不斷的被後人重建和修復，才能成就現在這個世人嚮往的文化、歷史和宗教殿堂的模樣。

這次大火或許是很好的反思良機，提醒我們「沒有東西是永恆的」。或許人類的文明本來就需要這樣，不斷結合新舊的木材，以飽經歲月洗禮的石頭建立起來。縱使修復過程可能較官方預計漫長得多，但人們期待這座偉大的建築再次重生時，呈現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新形象。聖母院的象徵意義和價值觀需要鍥而不捨地維繫，讓世世代代奮力經營下去，活出當中永垂不朽的意義和價值。

上文節錄自第15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3日）《「法國靈魂」灼傷之後……　巴黎聖母院大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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