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印潔凈政策】全民運動五十年 新加坡成潔淨城市代名詞
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仍是南洋小海港，貧民窟林立，市中心克拉碼頭（Clarke Quay）對岸仍是殘破不堪的木造房屋。國父李光耀在立國之初，提出「植樹綠化市區」作為城市未來建設的大方向，並且嚴格規定新加坡的各方面清潔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潔淨市容、完善排污配套建設等。於當時的新加坡社會，這顯然是一項極為前衛先進的想法。五十年過後，新加坡被譽為「世界最潔淨的花園城市」。（此為《星印潔淨政策》系列報道）【新加坡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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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篇
回顧建國之初，「清潔城市」可謂新加坡的首要國策。1968年，即新加坡獨立後三年，李光耀有感國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圍而出，就必須從提升城市的潔淨度入手，故啟動「保持新加坡清潔」（Keep Singapore Clean）的全國衞生計劃（2017年中英文名分別易為「保持清潔，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
李光耀將此項大規模的潔淨計劃定為國策時，有幾方面大膽嘗試。首先是制訂公共衞生和醫療法例，務求培養國民的清潔意識，亦奠定了以後新加坡以罰則規範社會不良行為的基礎。另外，當年政府又促使路邊攤檔和街頭小販搬進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一來可改善市容，二來亦能保證食肆的衞生情況，降低食物安全風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街頭小販就是草根生活的日常，毅然將他們全部遷進受規範的範圍內營業，展示了政府的魄力。接下來，要逐步整修市內的排污處理系統；拆卸國內的舊式馬來甘榜屋（Kampongs），將區內居民全部搬入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以繕市容。
確立清潔藍圖 獅城膺「罰款城市」
除此之外，這項全國清潔運動還首次引入「亂拋垃圾罰款」的懲罰性措施。因此，在建設「花園城市」期間，新加坡也不知不覺得了一個有趣的別稱——「罰款城市」（Fine City）：以重罰則阻嚇，並持續落實政策，違者最高罰款1,000新加坡元（約5,713港元）。至今，新加坡仍以諸多規範市民社會行為的罰則著稱。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過，香口膠構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衞生問題，新加坡政府在1992年起立法禁止製作、入口及售賣香口膠，違者會被罰款，非法進出口更可能被判入獄；乘客被禁止攜帶榴槤上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廁如廁後不沖水，被「斷正」（揭發）也會被罰款75新加坡元（約428港元）……種種罰則旨在全方位保持城市潔淨，而李光耀深諳見微知著之要，堅持城市生活的細節是最需要受到規範的部分。
「罰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語中有雙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罰款」。Fine City也有雙關意思，既指新加坡是個「美好城市」，也是「罰款之都」。
新加坡市民Zanda接受《香港01》記者訪問，談及自己的國家被冠以「罰款城市」稱號時也忍俊不禁。「的確，數年前新加坡規範市民社會行為的罰則很重：亂過馬路、只可以在指定吸煙區吸煙等等，明令規定，而且執法嚴謹。不過，近年來，我個人感覺到，當局在規範市民的執法力度上似乎有所放鬆了……」
「罰款城市」的笑話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談。到當地旅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印有「Singapore: A Fine City」的紀念品和服飾。對於以罰款規範不良行為，新加坡人似乎已經見慣不怪。可是，Zanda認為政府強力推行清潔國策，目的是希望這東南亞小國在國際社會具備競爭力。法則與規範成為新加坡清潔政策成功的基礎。「作為新加坡公民，我很自豪，自己是全球最清潔城市的一份子。新加坡人應該對於自己現在擁有的東西感到榮幸。」
2018年是「保持清潔，新加坡」啟動五十周年，新加坡閃耀全球的亮麗成績，固然得到全世界人的褒揚和予以仿照。五十年來的經濟奇蹟，也證明新加坡得到相應的回報：1970年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只有9,300萬美元（約7.25億港元），四十年後上升至390億美元（約3,042億港元），足足翻了超過400倍。
新加坡本身亦因其潔淨市容及綠化環境，屢被國際媒體評為全球最宜居及適合投資的地區。旅遊業固然因此受惠：1967年，全年造訪新加坡的外國旅客僅約20萬，今年首三季度，新加坡便已經接待了1,000萬名旅客，成為歐美遊客的東南亞首選目的地。
上文節錄自第14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24日）《清潔政策：從新加坡到印度 全民動員 還我清新家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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