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留波圖】男主角安東猶哲遺作　導演加比克林傑拍出戀之風景

愛情電影可以很簡單，一段關係，一刻片段，平淡的感覺更加細水長流，刻骨銘心。《情留波圖》（Porto）便是如此簡單、純粹，在葡萄牙的古老小鎮，男遇上女，不一定有完美結局，但至少愛過。遺憾的是，主演安東猶哲（Anton Yelchin）在拍畢電影後數月意外身亡，終年只有27歲。帶着對友人的思憶，導演加比克林傑（Gabe Klinger）與《香港01》分享他對愛情、對城市、對獨立電影的想法。

難定義愛情

你相信一見鍾情嗎？「這是一條很巧妙的問題，愛情非常神秘，慾望亦很奇怪，我們嘗試去分析我們的感覺，但有時我們會搞混愛情與熱情，當下我們或許說不出是甚麼感覺，但隨着時間流逝我們才開始明白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是《情留波圖》最主要講的事──回顧過往的部分，回望那段回憶，回想那個時刻。」

這部電影片長不到一個半小時，導演故意不讓觀眾知道太多男女主角的背景。「我的其中一位老師是占渣木殊（Jim Jarmusch），他很多電影都刻意輕描淡寫地講述人們的小故事，沒有很多戲劇性的橋段，更多關於感覺。《情留波圖》是我第一部講故事的電影，以虛構的劇本做基礎，所以對我來說控制得到很重要，我選擇在較細規模、較少資金的情況下展示我作為導演的能力，拍兩個人的親密關係是個好開始。」

已經不在的安東猶哲

電影聚焦在有情人Jake和Mati身上，主演對角色的發揮變得極其重要。幸運的是，加比找到他理想中的男主角──安東猶哲。不幸的是，安東已經無法跟他一起看到最後的成果。「原本這個訪問他也應該在場…我因為看了安東的電影而認識他，《Charlie Bartlett》、《Only Lovers Left Alive》、《Like Crazy》等等，我不停在不同的電影看到安東，就算電影拍得很差，他的表現總是亮眼。他的聲音中有種脆弱，還有特別的肢體動態，令我想起早年的羅拔迪尼路，他的表現滲出一種內在的黑暗，但同時很討人喜愛。70、80年代的男角都帶點詭異、黑暗的氣場，反而令人很容易產生共鳴，觀眾可以選擇愛或者不愛。荷李活現在塑造的角色都傾向刻意討觀眾歡心，缺少了一個角色應有的複雜性，而我覺得安東可以做到我說的這種複雜性。我在Joe Dante執導的《Burying the Ex》片場第一次見到安東本人，我在那裏觀察了他3天，發現他是《情留波圖》男主角的完美人選。他很謙遜、很親切，沒有丁點荷李活影星的趾高氣揚。他自己開車到片場，又記得每個工作人員的名字，是一個可愛的人，亦是一名專業認真的演員。他不為錢而拍這部戲，真的純粹為藝術。失去他實在太可怕，我不知怎樣用言語形容，他是獨一無二的。」

獨立與非獨立

加比師承「獨立電影教主」占渣木殊，他眼中的獨立電影，早已不僅僅是主流荷李活的對立面：「以前獨立電影等於主流不碰的題材，例如性愛、暴力等等，但現在荷李活電影不再忌諱這些，他們想拍甚麼就拍甚麼，而且荷李活電影類別也變得多元化。那獨立電影還有甚麼意義？我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就是導演有最終話事權。當你拍一部電影公司的作品，要聽從很多不同的聲音：出資人、演員的經紀公司、宣傳部的人、然後先到導演、編劇，有一大堆東西要融合。但拍獨立電影，你有一把主導的聲音，是某種形式的獨裁，但這種獨裁是美好的。獨立電影的導演要捕捉當代的情感，但又不能太過教化，我們不是政客，不是要去教訓觀眾。」 他引用德國導演Douglas Sirk的說話：「當你開始想教化你的觀眾，你拍的就是爛片。」

影評人轉行導演

加比克林傑原本為雜誌撰寫影評，2013年轉投導演行列，首部作品是一部名為《Double Play: James Benning and Richard Linklater》的紀錄片，一舉拿下了威尼斯影展最佳紀錄片大獎。一般人會繼續在紀錄片的道路進發，加比卻突然決定要執導劇情片。「人生在世總要不斷地挑戰自我，如果你留在同一個地方，沒有事會發生。每個人都要成長，至少嘗試去成長。有時你會有股衝動想與別人分享一個故事，這是創作的開端。當然拍戲很困難，尤其是獨立電影，不能全憑幹勁，你必須確定自己非做不可。因為你不是為了錢而拍，不是為了虛榮而拍，你是出於對自己的故事有信心而去拍。只有一個人會從頭到尾參與這個過程，那個人就是導演。也就是說，所有的重擔都會壓到你身上。」

由評人的影評人到被評的電影人，又是個怎樣的體驗？加比笑着說：「感覺不錯的，我知道那些評價來自甚麼人，我知道他們職業上的限制，所以比起其他導演我較理解影評這回事。實際上影評人與電影人要共同合作，不是分開的兩個工作，而是相互影響的對話。他們為作品帶出有意思的背景，令觀眾從有意義的角度去切入。我作為導演一個人是辦不到的，我需要對電影有熱誠的人幫忙，這些人理解電影，喜愛電影。我愛這種交流，當然，有時都會覺得緊張，好在今次得到的評價都不錯。」加比又跟記者講笑：「如果下次我部戲被劣評，你再來問我同一條問題，可能我有不同答案。」

香港電影的變化

《情留波圖》原本有意在希臘取景，但遇着當地經濟危機，政府不太歡迎小本的獨立電影，加比於是轉移陣地到非常好客的葡萄牙小鎮波圖：「我需要找一處有悠久歷史的地方，波圖的街巷還保留着馬車行駛的特色，當地政府也十分支持電影拍攝。」問導演會否選擇香港作下個拍攝地點，他說有興趣，並表示自己看過不少香港電影：「雖然首次踏足這個城市，但感覺似曾相識。我看到《無間道》入面許多高樓大廈還有天台，走出酒店見到面前的景色猶如親歷其境。」

近年香港電影或多或少由內地出資，加比坦言自己察覺得到：「好多香港電影人都跑到北京去，例如徐克。」他怎麼看此現象？在回答前提加比反問：「你在香港可以對中國的事暢所欲言對嗎？不會有問題，對嗎？」然後說：「我們知道中國的情況很嚴峻，不是說經濟方面，但就藝術自由而言。你如果在中國做電影人，你要經歷一系列審查機制，政府不太懂甚麼叫藝術，他們不明白言論自由是甚麼，對電影人來說十分危險。有好導演如賈樟柯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然而同時北京想打造的是有利潤的產業，以金錢作底線，無關言論自由。從邵氏兄弟開始拍片計起60至90年代尾，甚至2000年代早期，港產片以前之所以特別，之所以充滿活力，皆因有徐克、劉偉強、杜琪峯的商業片，這些導演擁有獨特的電影語言，啟發了全球不同地方的創作人。除此之外，還有文藝片大手如陳果、王家衛、關錦鵬，支援香港電影的藝術性。他們全部都是藝術家，不斷完善電影這門藝術。但我在北京見不到這種進步，因為政府不容許那種可能性。好可惜有時香港的導演為了滿足中國市場而要在創作上讓步。」

加比又補充，荷李活也不是絕對的自由：「在美國也是一樣，我們有言論自由，但會受到財政審查，所以獨立電影要集資很困難，大家都想要大明星、動作場面這些容易銷售的元素。創作上是自由的，但有沒有錢拍又是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