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月盂蘭節禁忌多　一本《通勝》蘊藏中國數千年占卜史

隨着農曆七月到來、「鬼門開」正式開啟後，對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華人來說，這一個月在日常生活上有許多要注意、避免的地方與禁忌，無法像平日般隨性地過日子。不過有關農曆七月禁忌的依據是從何而來呢？基本上，可以從清代台灣的暢銷書籍－「通書」來尋找答案。

從商代甲骨文的記載，便可知道中國人從很早以前便開始使用各種方式預卜吉凶。由於篤信擇吉思想，哪些日子適合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等宜忌行為普遍受到大眾重視，因此「擇日」（挑好日子，也可叫選擇）至今仍廣泛流傳於華人民間社會中。

《禮記》便詳細記載了各節日、時日的禁忌。由於過去人們認為，天象與皇帝、國運密不可分，因此「觀天」很早便由皇室、朝廷所把持，禁止百姓私學天文曆算。

當然，不只皇室有需求，根據學者黃一農的研究，民間同樣也有擇日的需要，為了回應民間社會擇日的需求，從唐代開始便有雕印官頒曆日（皇曆或黃曆），會附上行事宜忌等內容，但供不應求，於是民間便自行衍生一套擇日通書。儘管宋元時期的朝廷皆曾頒佈律例，處罰私造、盜印或販賣曆日者，但屢禁不止。直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朝廷才同意民間翻刻憲書，嘉慶二十一年（1816）終於廢除禁例。

擇日通書可說是家家户户必備的書籍，但不同擇日家所寫的通書，關於宜忌吉凶等內容不一定都相同，這也常讓百姓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乾隆六年（1741）皇帝曾下詔集合欽天監所有人員合編《欽定協紀辨方書》，花費大把工夫將舊版通書前後矛盾的解釋都加以修改，還成為清代公認的通書。

然而，民間流傳的通書並未因官方修訂而有統一的版本，各家依然堅持己見、眾說紛紜。各地擇日家多以朝廷的《欽定協紀辨方書》為底，再根據風俗民情調整，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目前台灣有超過一半的通書，皆號稱傳自泉州洪潮和家族繼成堂的通書，根據黃一農研究，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洪家的通書一年可以賣出50萬本，不僅在大陸暢銷，其出版的通書還銷往南洋。到清末時，《洪潮和通書》已成為流通於台灣的主要通書之一。

史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便有名台灣民眾到泉州，向洪家學擇日。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版本的《洪潮和通書》，還記載已被日本殖民的台灣，在台的洪氏門徒已增加到21人。

1919年12月9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便刊載一篇文章，內容指出：「自來本島人所用曆書，概係清國福建泉州所刊洪潮和曆及廣東所刊之羅傳烈曆」。除了泉州洪潮和的通書外，台灣另一個通書則是來自廣東羅傳烈。

不過，日據時期對於任何有關清代的書籍都相當敏感，就算是通書，只要印有清代皇帝系譜、年號，仍會遭到取締。當時的台灣擇日家只好在通書中印上日本帝國年號、日本節日，好讓通書能順利出版。

到了皇民化時期，總督府對於通書、象徵中華天文觀念的星圖、吉凶內容等，一律禁止印製。日本民俗學者池田敏雄（1916－1981年）曾於《台灣警察時報》撰文表示，要檢討台灣的民間信仰，應先從與民眾頻繁接觸的地理師、擇日師、道士做起。

科技日新月異，但華人擇日的風氣、習慣並沒有減少，這是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感與未知性，使得現代仍有許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以通書作為趨吉避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