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衝突無關「叩頭之爭」　英使為何指清帝國退化為「半野蠻」？

將近180年前的中英鴉片戰爭，及其後續一連串的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不僅彰顯了帝國主義東來的各種侵略拓殖行徑，更是為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崛起、知識份子開始意識到必須救亡圖存的開端。而距離鴉片戰爭爆發前不到半世紀的時間，1793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率使團訪華，不僅開啓了中英雙方在近代新一輪的互動，也讓英國見識到與啓蒙哲士口中頗不相同的中國。
5月4日下午，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啓蒙、商業、帝國、文明與殖民—從馬戛爾尼出使中國講起》討論會，探討18世紀末出使中國的英國使節團，反映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程度。

台「中研院」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陳正國表示，近年對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的學術研究層出不窮，他引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歷史系副教授宋念申在《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一書中稱，事實上覲見禮儀並未成為1793年中英面會的阻礙，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年）使團來華時才有所激化。到了1840年，美國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年）把中英鴉片戰爭開戰的主因歸咎於磕頭問題，禮儀問題的爭議才被逐漸拔高。

宋念申認為，亞當斯自然是以禮儀為藉口，將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順着「文明人教訓野蠻人」的邏輯，認為英國按照「主權國家」的新觀念，要求中國承認其平等地位，那麼也可以追問，英國在全球殖民時，也從未以「平等原則」對待弱小，又憑什麼要求中國實踐「平等主權」？鴉片戰爭後，英國把「平等」的外交禮儀輸入中國，是為了創建「平等」的對華關係嗎？

宋念申指出，正如台灣歷史學者黃一農稱，無論1793年馬戛爾尼以何種禮儀覲見，乾隆帝都會拒絕英國使臣的要求，這並非中國拒絕貿易，而恰恰是因為中國也早將外貿規範管理、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英國的要求本質上是要推翻中國實施多年的定制，包括要求開放寧波、舟山等口岸，在北京常設使館，在舟山附近劃設小島供英商長期居住，允許英商常駐廣州，英船出入澳門、廣州水道並減免課稅，允許英國傳教、通商等「普遍權利」，是針對英國一家的特殊待遇，某些要求已和「殖民」無異。至於將外企限制在廣州一地活動，宋念申認為，這應是乾隆帝出自社會安全的考慮。倘若英國真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非強盜邏輯進行商貿與交流，那當時主導中英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所遵循的真是市場邏輯嗎？

陳正國認為，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堪稱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G2會議，目的是為了解決因為全球經濟問題所引發的政治問題，也反映了華文世界對西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後國際秩序的重新反思或抗拒。不過陳正國強調，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馬戛爾尼使團的利益其實是衝突的。如果馬戛爾尼成功了，東印度公司的專賣與壟斷地位就會遭受極大的挑戰。

陳正國表示，學術界，尤其是西方學界對馬戛爾尼的研究論文或專書汗牛充棟。在馬戛爾尼使團中，外交隨員95人、士兵600餘人，組成人員相當多樣且複雜，有正副大使、科技人員、醫官、音樂家、畫師等成員，由此衍生出政治上的外交禮儀問題、科技史、醫療史、中英音樂交流史、繪畫史等領域的研究。且隨着研究範圍逐漸增加，馬戛爾尼訪華的歷史意義也愈發重大，後續的阿美士德訪問與鴉片戰爭，讓馬戛爾尼事件的意義層層加深。但是過往研究多半集中在使節團在中國的經驗與遭遇，以及少部分關於使節團的返回英國之後的影響。至於使節團東來之前的幾十年的英國社會與使節團之間的關係，研究就顯得極少，這方面非常值得繼續深掘。

陳正國指出，過去多以「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來描繪19世紀歐洲鄙視全世界的態度，忽略了馬戛爾尼的啓蒙背景，其實馬戛爾尼的日記對中國的評價很高。因為馬戛爾尼認為中國並無強大的一神教或宗教熱誠，卻能建造出相對有秩序的理性、務實之文化國度，這也正是中國所代表的文化特徵。馬戛爾尼本人浸淫在此種思潮。但是絕大多數西歐啓蒙哲士雖然不乏對亞洲文明的論述，但沒有人親身來過中國，而外交官馬戛爾尼卻是歐洲啓蒙思潮影響下親身來到中國的第一人。他身上既有的啓蒙思想與他在中國的親身經驗之間有許多地方需要加以平衡。他的日記充滿先備知識與後來經驗之間的對話、折衷、對話與詰難。陳正國用negotiation來表示馬戛爾尼的先備知識與中國親身經驗之間的碰撞。

在提問環節中，陳正國介紹了啓蒙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年）對於中國文明的另一種描述：雖然中國與歐洲一樣有高度的工商業，卻因為各種文化因素而表現出獨特的社會特徵。此外他也介紹了使團的副大使史當敦（George Staunton，1737─1801年）的觀察。史當敦看到清朝官員的生活完全不像巴黎的城市生活。原本歐洲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商業化發達國家，但根據使節團的成員所見，中國居民的生活卻充滿農業社會的習慣。

陳正國也注意到，馬戛爾尼的身後留下的筆記除了使節日記，還有簡短的中國社會綜合觀察。他雖然在使節日記中頻頻稱在中國的許多令人印象深刻之處，例如對於儀式的掌握精確，對於政府命令的執行效率，手工藝的精到等，但馬戛爾尼最後卻做出，清帝國已從高度文明國家退化為「半野蠻」狀態（semi-barbaric）的結論，一部分原因出在返回英國的路線上。不同於訪華時先抵廣州、後從海路前往天津北上，馬戛爾尼返國時走的是京杭大運河，並在杭州等地停留參觀。馬戛爾尼在運河沿途看到溺嬰等不文明行為，環境也異常貧窮與髒亂，使他對中國的印象大為改觀，所以才有了「半野蠻」的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