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燃爆輿論場　折射中國社會的哪種大轉變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成都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通報三星堆遺址新發現六座祭祀坑等重大成果，旋即引起輿論場的轟動。
央視亦一連三天推出《三星堆發現》特別節目，以直播形式實時呈現最新的考古收穫，頓時吸引更多人矚目。而此回三星堆遺址之所以再度燃爆輿論熱潮，除了時隔數十年後的「上新」之外，亦折射中國社會的重大轉變。

這項轉變，即中國人民對於考古新知與文史動態的關注熱情日愈昌盛，每逢有任何新穎的重大發現或史事回顧，總能教廣大人民熱切迴響。而這種溫故知新的人文厚度，其形成的客觀原因，在於中國本身是個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同時文明傳承始終未斷裂、史料典籍與文物遺存保留得相當豐富的多民族國家，故出土文物的數量本就遠比其他國家多，且能依據浩瀚史料快速推敲出文物的來歷與年代。此等優勢，是其他缺乏文獻紀錄、建國短淺或是文化傳承出現過斷層的國家所難以比擬。

次則，在於傳播技術與渠道方面的科技革新，令任何學術動態都能及時傳達到受眾面前。以這回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為例，央視特地開播兩套直播，在三星堆祭祀坑遺址與三星堆文物保護中心多點介紹，帶領觀眾一探考古現場，既滿足了人們對「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田野調查的好奇，又能實時得知最新的挖掘進度，不失為一次最成功的考古科普。

此外，通過直播，人們才驚覺中國考古學者為了及時維護文物，特意在六座祭祀坑上各自建造溫度可控的文保實驗室與考古工作艙，還能偵知艙內的二氧化碳與二氧化氮濃度，這與數十年前考古人員拮据的搶救性挖掘迥然不同。上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徐堅便表示，「這次三星堆發掘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直接把先進的實驗室建在發掘工地上，參與的團隊沒有所謂的前、後方之分」。這種轉變，徹底顛覆了人們以為考古工作就是擎著「洛陽鏟」四處敲挖的刻板印象，也打破過去部分網民認為「考古等於盜墓」的錯誤觀念，更使全球得以見證中國考古技術的長足進步。

除了此回三星堆的直播節目「上新」，此前媒體就不斷以各種新穎炫目的形式傳遞考古文史動態。比如《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國家記憶》、《如果國寶會説話》、《典籍裏的中國》等文博類節目都頗受好評。尤其是央視《國家寶藏》，以邀請知名藝人或各界的佼佼者參加節目扮演國寶守護人、還有請藝人助演介紹文物背景的方式，成功突破了過去文博類節目表現呆板、賣弄專業知識的窠臼，也拉近受眾與悠遠歷史間的距離。

比如王凱飾演的乾隆，便活潑地呈現愛在名畫名帖上蓋章的習慣；劉濤飾演的婦好，也流露出不畏外患、願披堅執鋭上戰場殺敵的堅毅。這種宣傳效果，遠比僅邀請專家學者介紹來得更適切。

此外，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博於2019年的開通，也極大點燃了網民們對歷史的熱情。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下轄的科研機構，該微博從來就不是生硬、枯燥地貼上各期期刊論文當帖子，而是積極針對時事或各種網絡段子加以發揮或闢謠。

比如關於李鴻章於1896年訪歐時吟唱《茉莉花》一曲作為大清國歌的謠言，在坊間已流佈多年，中國歷史研究院官微對此發聲闢謠的單條博文，就獲得了大量點贊與轉發，流量甚至比某些官微還多，並贏得了「謠言收割機」的美譽，這亦代表學術界運用媒體傳達知識的創意。

不過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國政府大力掃盲、受教育的人數大幅增加，使民眾智識與素質整體提升，以及近年我國綜合國力增強，創造了和平穩定的內外部形勢，還有多民族共存共榮的社會共識。畢竟，若空有豐沛史料以及優異工具，卻缺乏能欣賞陽春白雪的知音，要如何使考古發現獲得迴響、文博節目獲得觀眾喜愛？最顯著的對比，當清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年）、大谷光瑞（1876─1948年）相繼劫掠走敦煌藏經洞的珍貴文物時，守洞的道士王圓籙賴此牟利，顢頇官員也不攔阻，在列強與官府壓力下掙扎的貧困中國百姓們，更沒聽聞也不曉得此事的嚴重性。

還有1960年代的文革期間，激進的紅衛兵組織打砸古蹟，堪稱歷史浩劫；出土過「銅奔馬」的甘肅省武威雷台漢墓剛被發現時，當地農民就企圖違法瞞報，盤算偷偷變賣墓中文物去換回牲口，幸得官員得悉後趕緊前往搶救，但許多漆器、木器、絲織品都已遭破壞，實是歷史文化的慘重損失。

然而如今，盲目破壞與大規模盜賣文物的無知陋俗，已幾乎在今日國內銷聲匿跡，偶有傳出地方政府或房地產開發商毀損古蹟文物的消息，也必使人民怒聲震天。如此天壤之別的轉變，若無中國國力的上升、經濟的發達與安定的環境，實無法陶冶出尊重歷史又愛護智識的高素質人民。而也因人民素質的提升，昔日那種打著尋寶幌子、實質是粗淺地鑑定不知真偽的「國寶」價格與散播不實訊息的庸俗節目，也幾乎沒法在公眾視野前混口飯吃，一檔接一檔地停止製播。

至於多民族共榮發展的特點，儘管漢族佔九成人口，但中國社會數千年來不斷包容不同族群與文化的發展，更沒有像歐美國家般採取血腥種族屠殺和奴隸制等帝國主義陰暗面的歷史包袱，故中國人民的歷史共鳴感極強。如遼代上京遺址的踏勘、元上都的考古，都會被中國人民視為共有的歷史遺產並加以珍視，絕無「非我族類」的迴避或非難。

再舉個例證，凸顯中外在多民族社會上的差異。2018年，英美學者前往古巴搶救近兩百萬份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記載著黑奴的詳細檔案，參與搶救的美國學者拉菲佛（David Lafevor）便坦承美國缺乏這種史料。但可悲的是，由於事涉奴隸制這種不光彩的黑歷史，古巴又是白宮長期妖魔化與禁運的國家，故如此重大的工程引不起美國社會的矚目，這與中國歡迎各種新史料的態度迥然不同。

由此可見，考古動態與文史新知之所以一再燃爆中國輿論，並不是人人都想當端起鏟子當考古學家或歷史學家使然，而是國家整體的進步、人民水平的提高，自然會油然生出對傳統文化的敬意與熱愛。而這種驚人的大轉變，同時也是近代中國飽受磨難之後、再度復興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