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九三軍人節」：本為紀念抗戰勝利　卻漸與抗戰脫鉤？

每年9月3日，台灣政府總會舉行中樞秋祭國殤大典、紀念「九三軍人節」；中國大陸也於2014年將這天訂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並舉行官方紀念活動，為何兩岸一邊過的是軍人節，海峽對岸紀念的又是抗戰勝利呢？軍人節真的只是軍方的節日嗎？背後的歷史意義又是什麼？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1887—1957年），與日軍大本營代表、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1882—1949年），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軍艦甲板上，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的國軍軍令部長、陸軍上將徐永昌（1887—1959年）在日本的《降伏文書》上簽字確認，代表中國對日抗戰取得勝利。

為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不僅國民政府宣布自9月3日起全國放假一天、懸旗慶祝三天，1946年4月8日，國民黨中常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將9月3日訂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國定紀念日），停止「九一八」、「七七」紀念儀式，並於該年9月3日舉行抗日戰爭勝利一週年活動，由國民政府委員張繼（1882—1947年）主持、國防部長白崇禧（1893—1966年）發表演說，且規定往後此日政府皆舉辦中樞秋祭國殤大典。

不過在1949年兩岸分治初期，大陸與台灣的「抗戰勝利紀念日」不盡相同。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不必放假的紀念節日就有「七七抗戰紀念」、「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九一八紀念」等，這是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日期而定。直到1951年8月13日，政務院才通吿將「抗戰勝利紀念日」改為9月3日：

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9月3日。每年9月3日，全國人民應對我國軍民經過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和蘇軍出兵解放東北的援助而取得對日勝利的光榮歷史行為紀念。

至此，兩岸的「抗戰勝利紀念日」才不約而同地定在了9月3日這天。但不久之後，台灣政府卻將「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名稱改做「軍人節」。

抗戰勝利紀念日改為軍人節

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政權尚處於風雨飄搖中，等到韓戰結束，才有心思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整。當時台灣軍方紀念節日不少，有紀念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中殉難的憲兵—憲兵節；紀念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英勇抗日的陸軍—陸軍節；紀念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在杭州上空重創日軍的空軍節；紀念1950年4月1日，在台灣恢復編制的台國防部合後勤總司令部（聯勤總部，相當於過去大陸解放軍四大總部的總裝備部、總後勤部，今裝備發展部、後勤保障部的角色），因而有了聯勤節；以及紀念發生於1958年「八二三金門炮戰」期間的「九二海戰」，所設立之海軍節。

1955年，台灣政府考慮國軍在抗日戰爭中奮勇浴血抗敵的偉大貢獻，也為了統一台灣軍方的各軍種節日，遂將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改為「軍人節」，依舊舉行政府中樞秋祭國殤大典， 「九三軍人節」也就這樣沿用至今。

九三軍人節逐漸與抗戰勝利脱鈎

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桶法指出，總的來說，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1950—1975年）對抗戰勝利紀念日、軍人節非常重視，紀念活動與報導很多，如《中央日報》在社論突出對日抗戰的重要性：

由於九三軍人節是抗戰勝利的日子，我們回憶八年長期抗戰之所以愈挫愈強，而終能獲致最後的勝利，乃由於將士們具有慷慨赴義的血誠，與同仇敵愾的志節。

在當時台灣政府的媒體宣傳下，強調「國府是抗戰的主體」，「國府領導全國軍民一心才有了抗戰勝利」，緊密聯繫軍人節與抗戰勝利，台灣民眾在政府的教育下也多能清楚明瞭軍人節與抗戰的關聯。然而在李登輝主政後期，以軍人節為主題的報道、慶祝活動減少，林桶法認為，這是由於傾向台灣主權獨立的媒體或平面媒體，對「抗戰勝利」沒有興趣。

所以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的許多慶祝活動，談軍人節而不談抗戰勝利，或是陳水扁僅着重台軍防衛固守、保衛家園，更多是在批評中國大陸。國民黨主辦的《中央日報》不認同陳水扁上任後的作為，批評陳對國軍的喊話也多以負面解讀：「沒有過去的抗戰勝利，就沒有現在軍人節，這麼明確的史實，卻有人視而不見」。

如今，台灣部分輿論指這是國民黨在黨國威權統治時期強行灌輸給台人的意識形態，這種論調不但抹煞了國軍在大陸時期保家衛國、抵禦外侮的浴血功績，割裂了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歷史聯繫與連續性，也刻意無視了在抗戰勝利後，才有脱離日本殖民壓迫50年的「台灣光復」。將「九三軍人節」與抗戰勝利脱鈎，這樣政治操作恐怕才是對台灣民眾共同歷史記憶的最大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