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兩甲子】「神功附體」之外：義和團背後的深層社會矛盾

發生於距今120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亦稱「庚子拳亂」），不僅締造最高掌權者同時向11國宣戰「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紀錄，更釀成外國軍隊攻入京師的慘劇。作為近代中國重要歷史事件之一，何以義和團擁有如此大的動員能力？究竟是什麼樣的信仰支持了拳民，使其堅信念「神咒」之後得以「刀槍不入」，實現「扶清滅洋」？

在民間信仰中成長的義和團

義和團看似一個龐大集體，並非起於一時一地，而是以清末大刀會、梅花拳、義和拳、神拳、紅拳等民間武術與秘密教門為基層組織，由眾多系譜的多神主義，所共同組成的複雜運動團體，團員之間的信仰思想五花八門、並不一致，呈現佛道混雜的大雜燴。《義和團乩語》稱：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球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唸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會，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路，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由《乩語》可得知，人們以唸咒語真言、燒黃裱紙、「畫符吞朱」、「降神附體」等神秘主義儀式，而且是請出住在各洞天福地等洞府的神仙下凡（一同下山把道傳、請下各洞諸神仙），或借關聖帝君（三國時代武將關羽）之口降壇：「義和團中得道仙」，證明義和團的道教色彩相當強烈。

至於要怎麼加強一般人對滿天神佛的印象呢？這時每逢廟會各村社邀請戲班子演戲酬神的手法—「社戲」，就成了很好的舞台。義和團「降神附體」所請來的神，不外乎是梨山老母、玉皇大帝、孫悟空、太上老君、關公，就是由民間流傳的戲曲而來，又以膾炙人口的《西遊記》角色最多。義和團的咒語稱：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於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託塔李天王。金吒木吒三太子，帶領天上十萬兵。

分析以上請神咒語，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二郎神楊戩、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等皆出自《西遊記》或《封神演義》；馬超（176—222年）、黃忠（字漢升，？—220年）則是《三國演義》的蜀漢大將；濟顛（道濟，又稱濟公活佛，1130—1209年）為北宋高僧，其事迹流傳至清代形成小說《濟公全傳》；飛鏢黃三太為清末公案小說《彭公案》中的角色，武功高強。出自清乾隆年間長篇小說《綠野仙蹤》的冷於冰，人物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間的落第士人，屢次科考不中後散盡家財、拋家棄子，拜在火龍真人門下修行，不但長生不死且有一身高超道行。華陀（？—208年）則是東漢末年醫師，成為中國古代四大名醫之一，為神醫的代名詞。上述基本都是農民在民間戲曲中耳熟能詳的故事人物，極富傳奇色彩，所以義和團希望借這些角色的武功、醫術、神通法術等，達成神化自身的目的。

義和團為何起源自魯西？

義和團運動既然是場反洋排外的政治運動，理應發源自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廣東、江南或沿海地區，在山東也該是在膠東和煙台，但為何發源地卻是在魯西的曹州府（今山東省荷澤市）、單縣（今山東省荷澤市單縣），東昌府冠縣（今山東省聊城市冠縣）一帶？

黑龍江省委黨校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萬軍、胡士萍指出，魯西地區士紳階層不如他地強大，無法起到安定地方的作用，特別是當地普遍貧窮、商業化程度低，環境負載力小，一有天災出現，馬上就會使廣大民眾陷入貧困、形成流民。

據中國海洋大學研究者孫立新、朱光湧分析，由於魯西位於黃河下游，極易受水、旱災的侵襲，光是從光緒元年（1875）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1900年，就有特大水災10次、旱災5次。此外，還有蝗害、風災、冰雹、沙災也都經常發生。1895年至1898年間，黃河幾乎年年決口，魯西一帶可說是黃河氾濫區，當地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居無定所。光緒二十四年（1898），山東巡撫張汝梅（1836─1902年）對曹州府的奏報是：「一村中有恒產而能自立者, 僅十分之二、三, 無恒產而為佃者, 竟居十之六、七」，可見貧富差距的懸殊。遊民好的四處乞討度日，還有的嘯聚山林、聚眾起事以搶掠州縣。

加上清末吏治敗壞，賑災款項經過地方層層盤剝、大小官吏中飽私囊，或是擔心影響吏部每三年一次的「京察」結果而隱匿不報，使得清廷專門的荒政機構與救災賑災措施發揮不了作用。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加入各種拳會組織或秘密教門以自保，故當地習武之風盛行、民風剽悍。作為義和團前身之一的「大刀會」（俗稱金鐘罩），就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在曹州府應運而生。

依照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人們在滿足生理需要（吃飽喝足）後，還會依序追求安全需求（免受欺凌）、情感支持（拳民的集體歸屬感）、社會需要（獲得肯定）與自我實現（完成扶清滅洋的抱負）。世道愈亂、經濟環境愈差，拳民抱團的動機也就愈強烈。

難治理的清代魯西

地方官在治理山東時，又是怎麼評價的呢？清代吏部於雍正九年十二月（1732年1月）提出覆奏，訂下「衝、繁、疲、難」等四字考語作為官員銓選、提拔的標準。其中，衝指該地是否位於地理要衝，繁為政事數量是否繁多，疲指賦税是否能按時徵收或拖欠，難則指民風是否剽悍、命案竊盜案是否常發生。而山東曹州府與其轄下的單縣在《清史稿》中記載的考語均為：「繁、疲、難」，屬於「要缺」，僅次於四字皆有的「緊要缺」，代表曹州府、單縣都非容易治理之地。

除了事務繁多、徵税不易、事故案件頻發，文風是否鼎盛，也可做為考察民變發生地的參考指標之一。清代山東省中進士者2,255人，其中又以省城濟南府最多（398人），佔到17.6％，而曹州府只有80人、僅僅是濟南的五分之一。從全省範圍來看，曹州府也只優於青州駐防（4人，滿洲、蒙古八旗，今山東濰坊青州）、臨清直隸州（44人，今山東聊城臨清，德州武城縣、夏津縣，河北邯鄲邱縣）、泰安府（77人，今山東泰安），顯然魯西南一帶文風並不盛行，連帶使借科舉考試晉升為鄉紳的階層也不會太多，造成官府治理的困難。

過去的官府紀載或學術研究中，多認為義和團只是群非常迷信、想要扶清滅洋的烏合之眾，但這麼做就太將義和團運動給片面化、簡單化，忽略了清末的政治經濟危機與社會結構變化。迷信、抱團、習武、仇恨洋人都只是表面現象，其實正反映了清代魯西、冀南地區廣大百姓的艱困生活。當經濟基礎不穩時，上層結構也終將遭到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