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城市】地鐵典範的一體兩面：台北捷運的文明與哀愁（二）
上一篇，我們可見台北捷運從「輿論厭惡」進化成「台北的驕傲」。然而，台北捷運這段文明表現的日子，也逐漸僵化了來往乘客的思維，故時常看見傳統道德、文明規訓，以及人性需求在捷運車站乃至車廂上，互相碰撞，產生激烈的火花。
台北捷運啟用初期，台灣官方與民眾達成扶手電梯「靠右站」的默契，讓趕時間的旅客能使用左側通道。但就在2004年12月31日，跨年夜人潮洶湧之際的一起「掀頭皮」事件，造成五人受傷，讓台北捷運不敢再鼓勵民眾於扶手電梯行走，並全面降低電梯速度。而有趣的是，動靜分流的「奇景」並未就此從台北捷運消失，甚至在15年後的現今，仍然是台北捷運的日常。
對於支持「站好站滿」的人來說，理由似乎再充分不過。除了安全疑慮，日本扶手電梯協會也指出，大部分乘客站立於同一邊，容易造成扶手電梯負擔不平衡，導致維修成本提高。
此外，作為影響了無數地鐵文化的「元老」，英國也有單位進行研究後發現，在扶手電梯較長的狀況下，由於走動的意願低落，雙邊站立的人流運輸量比單邊提高了28%。
但即便有了權威與科學的背書，對於大多數台北捷運使用者來說，影響他們是否決定靠邊站的，顯然並非時間和金錢考量。
對此，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王志弘認為，排隊之於台灣人所意味的公共生活秩序、效率及文明素養等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性形成。也因此，他認為：
在捷運站的扶手電梯排隊，是做為文明化的表徵和隱喻，更逐漸成了都會人用來對照城市與鄉村、本地與異地、先進與落後的想像依據。
從諸多關於台北捷運的討論裡，我們不難找到這項觀點的證據。在台北捷運20週年的專題報道中，台媒《東森新聞》引述新加坡華裔作家沈寧之語，描述了台北捷運獨特性：「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
然而，倘若我們將視線轉向台北其他公共場域如商場百貨，仍然會看到使用者錯落分佈在扶手電梯上的景象，似乎暗示：台北捷運扶手電梯上「不越雷池一步」的社會約束力，是具有高度文明與某種地域性。
如此差異，一定程度地說明了台北人將捷運視為文化櫥窗，展示給他者看的表現性質，以及捷運作為日常公共運輸系統，卻長期負擔著「被觀看」的無形壓力。
「坐、立」難安的台北捷運
除了怎麼站，困擾著台北捷運使用者的，還有怎麼坐的問題。面對每個車廂裡至少四席的「博愛座」（關愛座），「老弱婦孺」是這項設置明文服務的對象，對應上拐杖、輔助器、懷孕和幼子的圖像，宣導標誌具體限制了人們對於「需求」的想像。
這不僅使得其他需求的人無法「對號入座」，也將弱勢的標籤貼在了「正確」的使用者身上，讓關愛座儼然成了台北捷運裡一頭父子都不敢騎的驢。
總結來說，台北捷運從禁止飲食、先下後上，到緊握扶手、站穩踏階，台北捷運為台灣和各國旅客提供了乾淨、準時、有序的大眾運輸系統。
即使今年23歲的它，沒有革命與戰爭的歷史包袱，卻似乎也尚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輪廓。它是現代都市應有的模樣，它是台北捷運，是台灣人表演文明的舞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