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孤品」華嚴寺

撰文:上官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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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神話·悟空》上線近兩月,各位「天命人」熬夜通關遊戲的熱情逐漸向文旅端延伸,遊戲主要取景地——山西,在十一假期爆火,迎來了「潑天富貴」。提起山西的古建築,雲岡石窟、佛光寺早已聲名在外,玉皇廟、小西天也在遊戲發行後,後來居上成為熱門景點,迎來客流量高峰。但在山西,被梁思成稱為「海內孤品」的華嚴寺,卻一直名氣不大。它雖存在得很低調,卻是中國古代建築的範本,還牽涉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往事。

林粱山西考古之行首站

「樑上君子、林下美人」,在20世紀的中國,這對名門之後、才子佳人的結合不僅傳唱出了一段愛情佳話,還繪就了中國建築史上極為燦爛的一筆。

懷着「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的信念,1933年9月4日,梁思成與林徽因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經張家口,一夜舟車勞頓後,抵達了山西大同。這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國營造學社(中國首個研究古建築的私立學術機構)同仁第一次奔赴山西,首站便是大同華嚴寺。

「殿面闊九間,巍然壓台上,餘輩遽窺全豹,不期同聲驚訝,嘆為巨構。」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中這樣記錄初入華嚴寺的驚喜之情。

初至華嚴寺,一行人的考察測繪工作立即展開,對寺廟的佈局、特徵、物件有了基礎的掌握:寺廟整體分為上下兩寺,依東西軸線而建,佈局嚴謹,規模宏大。上寺以大雄寶殿為中心,分為兩院;下寺以薄伽教藏殿為中心。除兩座主殿為遼金時期建築外,其餘皆為清朝時期重建。寺內的遼金建築、小木作天宮樓閣、彩塑、壁畫等各類文物均居同類作品中的上乘。

華嚴寺全景。(中新社發 派古/攝)

現存的老照片裏,我們還能看到梁思成滿面風塵爬到寺內大梁上的情景,也看到長髮挽起、穿着幹練的民國女神林徽因站在大殿屋頂,依偎在一尊高她三倍的彩塑大佛下面認真測量記錄的樣子。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憑藉老照片中的場景,想象二人實地考察時的激動之情:走進薄伽教藏殿,映入眼簾的是殿中「天宮樓閣」模型——這是中國現存唯一的遼代小木作;調整視線焦點,還可見殿內佛壇上供奉着遼代塑像31尊,中間是釋迦牟尼佛為主尊的彩塑,左邊是以過去燃燈佛為主尊的雕像,右邊是以未來佛彌勒為主尊的彩塑,均為中國現存遼代彩塑藝術的珍品,佛壇外圍四角佈置着四大天王,在全國獨此一例;再登高細看,在殿內四椽栿底,赫然有兩處題字,這些題字提供着關於始建者身份和建寺時間的珍貴訊息,對於研究華嚴寺的歷史沿革具有重要價值。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此對華嚴寺進行了細緻考察,並在1937年再次進行詳細的測繪和研究。在考察中,他們對華嚴寺的建築結構、雕刻藝術以及歷史價值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記錄。

實地考察打破日本偏見

二人的兩次實地勘測和記錄固然意義重大,但早在1901年,日本建築學者伊東忠太就先一步來到山西,對華嚴寺做了測繪,完整地記錄下了這座寺廟的建築結構與規格,並推斷華嚴寺建於金代。沉寂了近千年的古寺——華嚴寺在那時就已被發現了。

因此,當伊東忠太后來受邀到營造學社演講,建議將來中日合作研究中國古建時,提出:「中國學者負責在書齋裏查閲文獻,日本學者負責進行田野考察。」

這讓梁思成非常不服氣,他在自己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古建築考察報告中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故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因此,實地測繪華嚴寺,梁思成已心心念念許久。

據相關記載,在抵達華嚴寺之前,梁思成林徽因就在書上看過伊東忠太拍的一些照片,可真正到了現場,古剎壁畫,滿殿神佛,仍讓一行人深覺震撼。

華嚴寺內部一角。(中新社發 陳曉東/攝)

梁思成掏出隨身帶着的《營造法式》(中國第一部古建築著作,宋代李誡著),與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中的每個細節逐一比對。他又驚又喜:《營造法式》裏的很多繁雜的細節,在華嚴寺都可以找到。在他眼裏,華嚴寺簡直就是一個「活」的「古建築標本」。

過程中,梁思成對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建造年代進行了重新考證,並認定其建於遼代。這一發現有力打破了此前日本學者關於「華嚴寺建於金代」的定義,對於研究遼代建築和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浸潤着遼金文化的千年古寺

的確,作為遼金時期的佛寺建築,華嚴寺在保留漢族傳統建築風格的同時,也融入了契丹和女真的民族元素,是獨一無二的建築範本。

首先,華嚴寺的山門、大殿均用廡殿頂,閣用重檐歇山頂,顏色帶特殊的青灰色。殿堂內部大量採用了減柱和移柱,大殿建在了高高的月台之上,台前還有牌坊和鐘鼓亭等等,這些都具有鮮明的契丹族建築特徵。

其次,寺內主要建築均坐西朝東,與坐北朝南的傳統寺廟相比,顯得十分特立獨行。這一佈局和契丹人對太陽的崇拜有關:他們的建築多面向東方,以迎接每天的日出,有着「以東為尊,逐日而居」的生活習俗。

儘管華嚴寺的主要建築為坐西朝東佈局,但寺內的一些建築,如海會殿,依然保留着傳統漢族建築的坐北朝南佈局。這表明在遼代,契丹族與漢族的文化傳統得到了融合。而且,華嚴寺的建造也採用了漢族熟練工匠的技術和風格。

文化的融合不僅體現在華嚴寺的建築佈局方面,也體現在塑像中。觀察寺內的塑像,即可發現其既有唐代風格的延續,又展現着遼金文化的個性。譬如,更加註重面部神態,衣飾豐富、華麗卻不張揚,人物更具動感,體態各異。

塑像中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薄伽教藏殿內一尊合掌露齒的脅侍菩薩,因其獨特的微笑和露齒的表情而被郭沫若、鄭振鐸等多位學者譽為「東方維納斯」。

這座塑像面形豐滿,體態秀美,合掌微笑,婉麗動人。其神態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傳統佛教造像的嚴肅風格,是研究遼代文化、宗教信仰和雕塑藝術的重要實物資料。1982年,「東方維納斯」成為遼代彩塑郵票上的點睛之筆,讓更多的人領略到了遼代藝術的魅力。

梁思成對華嚴寺「海內孤品」的評價並非誇大其詞。華嚴寺具備遼代地宮、金代建築、明代塑像、清代壁畫四朝合一的壯美景觀,千年間,幾經戰火,又經多次修繕,才基本恢復到明代以前的規模。

「世事熙熙,從來富貴無了局,到此說了就了;人生攘攘,自古名利難放下,於斯當放便放」。如今華嚴寺普光明殿前的一副楹聯,常常引起許多遊客的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