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路微塵》導演林森專訪：世界很壞，溫柔的力量還是很強大
《窄路微塵》帶著觀眾遊走香港多過社區，大街小巷；帶著大家一起倒帶，回到疫情嚴峻的時刻，看看那個一度十分陌生的香港。主角窄哥和Candy，一個是做清潔的老粗中年，一個是不務正業的單親媽媽，兩個來自社會低下階層的小人物，真的如「塵」，從來不是大眾會關注的對象，因為他們未算社會上最慘的一群。導演林森卻從窄哥和Candy身上，道出了觸動人心的日常，《窄路微塵》不悲情不煽情，它是一部看了很治癮的電影，每個觀眾從中都可以找到自己有共鳴和回憶的畫面，充份展現了溫柔的強大力量。
文：金寶｜圖：高先電影有限公司｜原題：世界很壞，溫柔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窄路微塵》導演林森專訪
角色來自現實世界
張繼聰在戲中飾演「窄哥」，開了一間蚊型清潔公司，自己是雇主也是雇員，凡事「一腳踢」。直到一個名叫Candy (袁澧林 飾) 的少女單親媽媽來見工，窄哥因為對方的造型而懷疑她的工作能力，又發現Candy有順手牽羊的習慣，經過相處和磨合建立信任，到希望對方成為自己的生意伙伴時又節外生枝，Candy令窄哥經歷過失望、希望，但窄哥夢碎卻不是結局，兩個在香港沒有甚麼競爭力的小人物，有自己應對難關的一套，守著自己相信和珍惜的東西，還是可以挺過去。
窄哥這個角色名，來自導演林森和編劇鍾柱鋒的創作習慣，先由人物開始設計，透過為角色命名加深形象，林森說一開始稱呼這個中佬為「窄哥」，就是因為他甚麼都「窄窄地」：「這個人用了四十年去建立自己的生活，他的習慣和生活圈已經很牢固，人脈就只有從小認識的朋友；賺錢方面『無乜路數』，人物設定是他十幾歲就入行做清潔，師父在他三十歲左右時退休，他便自立門戶做一人清潔公司，你在他身上看不到可以改變的路線，這樣的一個人，若貿然遇到一個環境的轉變，或是突如其來發生的事，他會怎樣去面對呢？ 甚至要轉行，他做得到嗎？」
即使十分困難，窄哥還是堅持營運清潔公司，最初以為窄哥的堅持是林森對自己的投射，誰料導演笑說：「就是因為自己不夠堅持，才把這期望寫給角色吧，這幾年環境困難，但有這些人物，為了自己相信的價值和堅持生活下去。而窄哥在堅持營運的背後，也可能是他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 (笑)。但窄哥對做清潔的態度，認為這是一門專業，要維持該行業的價值，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對這些方面的堅持則是肯定的，這亦是我們在資料搜集時從很多同類的清潔公司老板身上看到的。」
林森分享，做資料搜集期間，他們訪問了很多個蚊型清潔公司的老板，以了解他們的業內術語，怎樣操作工具及實際工作情況，發現很多老板都比他們想像中年青：「三十多歲開業，一個人慢慢建立公司，手上有一批熟客，需要時請人來做散工。」Candy就是應徵散工和窄哥認識，但最初看這角色的打扮和年紀，覺得她會選擇做清潔有欠說服力。「和我們想像不同，現實情況是會有一些年輕人做清潔，十幾廿歲出頭，男、女都有，因為疫情時沒有選擇，聽過一個老板分享，有個做散工的女人會在他寫字樓煮食，大家一起吃，我們又將這種關係放進去。另外我觀察到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會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去工作，不會因為工作性質改變自己的造型，這些也是構成Candy這個角色的元素。」
疫情下的創作和拍攝
林森由18年開始寫這故事，最初的版本透過窄哥的清潔公司接觸不同的顧客，反映現實的生活百態：有錢人、窮人；餐廳、商場，是一種不同的故事敍述方式，但後來遇上疫情，為免繼續等待，遂將故事故事調整至描述疫情的狀態，聚焦在疫情下的人怎生活，故事線集中在窄哥和Candy兩個角色身上，看他們怎樣走過這段日子。
「開拍時是兩個疫情高峰之間，不是最嚴峻的時間，市面部份開放，有些場地我們可以申請到，例如公園當時有開放，我們拍攝時加回膠帶重現圍封的場面。」然而籌備開拍時即撞著疫情高峰，「租場、借景、夾演員期都十分困難，令我們不斷延期，主要演員和製作人員都要換人，開拍前三星期整個導演和製片組都換了人。」
疫情下拍攝面對困難，卻造就了《窄路微塵》的時代紀錄，無人的街道、買不到口罩的困境、市民在天台運動…林森說：「圍封的遊樂場是自己的深刻經歷，因為自己有小朋友，帶他們去公園時看到那景像感到很荒謬，明明公園已經是戶外地方，總比室內地方好，但全都封了，而且它的圍封方法很浪費膠帶，那種繞膠帶的方法很有特色，大量到無法剪開，好像封印。」
因為疫情而改變了故事設定的，還有主要場景，林森在深水埗長大，和該區的連結很深，然而疫情令他在深水埗借不到合適場景，最後在土瓜灣找到合意的地方，就將整個故事的背景移至土瓜灣，將劇本按照該區的真實環境去寫。「土瓜灣的十三街很具代表性，我們找到的單位外望木廠街和十三街的交界，第一眼就覺得要用這個單位。土瓜灣是一個有趣的社區，很多舊樓，同時又有很多市區重建的地盤，有新的私樓，很多不同階層和身份的人住在這裡，是一個複雜的社區。」林森眼中的土瓜灣，就像香港的縮影，新、舊交錯，同時大興土木，棄舊換新。
香港的物理空間
預告中的一個鏡頭，令人印象深刻，劏房上空的overhead shot呈現一個血色的人形，是窄哥和Candy要清理的往生者遺跡。這場戲無關疫情，一直存在於林森心頭：「香港的居住空間很密集，大家住得很近，但常常會在新聞佈道中聽到獨居老人過物，冬天特別多。劏房中的屍體腐爛了兩、三個星期甚至更久，因為氣味才被發現，我們覺得印象很深刻，為甚麼香港人與人之間在物理上的距離很近，但其實人際關係很疏離，身邊有人過身我們會不知道呢？」
《窄路微塵》另一令人難忘之處，就是它有大量的街景，遊遍港、九、新界，觀眾一邊看故事一邊看景，不自禁地認著畫面上是甚麼地方。走這麼多景，在小型製作中並不多見，是對攝製的巨大挑戰，而每一幀街景，都是林森在表達他對香港的愛。「香港的物理空間是特別的，全世界只有香港有這種窄巷，在高樓大廈旁邊有舊樓，造成很大的對比，視覺上是吸引的。我很喜歡四處走，看不同的空間呈現，也很重視自己的電影中，所呈現的空間是否連貫。今次《窄路微塵》拍那麼多實景，是一個瘋狂的做法，平均一天要走三至四個景，有些景只有二至三小時拍攝。」
疫情，是過去式，還是現在式？
《窄路微塵》上映之際，港澳終於通關，政府更宣佈於23年一月中前落實中港通關，但港、澳兩地的確診人數大幅上升，即我們沒有戰勝病疫，那麼「疫情」，是過去了，還是步向下一個階段的變化？ 在這交替時期，看《窄路微塵》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像回顧性地看我們艱難地走過的路，回憶那段茫然不知所措的日子。
這幾年很努力地堅持著的，並不只窄哥和Candy。香港人，大家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