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時代】日本過勞問題未見解決 「社畜」本身也有責任?

撰文:撐場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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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科技進步並沒有令過勞現象減緩。不論是為了搏表現而加班,還是強制性加班,這種方式也是對生理健康有莫大影響,更是對精神與心靈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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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取代休閒型社會的《過勞時代》」,刊於01撐場】

去年年尾,台灣藝人高以翔抱恙參與高體能要求的綜藝節目錄影,不幸猝死,令社會認清過勞死不只在日本發生的現實。當芬蘭總理大刀闊斧地提倡四天工作周的同時,亞洲地區解決過勞工作的功夫彷彿還在原地踏步。

過勞工作的嚴重性早在十六年前由日本教授森岡孝二提出,森岡教授是大阪過勞死問題聯絡會會長,致力研究日本過勞死的問題,在1989年,他推算出日本將來因過勞而死的人數比交通意故的更多,引起社會廣大回響,在2004年完成過勞工作問題研究界中的代表作──《過勞時代》,成為日本研究過勞問題的珍貴材料和借鑒。儘管是十六年前的著作,在今天它讓我們反省哪些森岡教授預視日本改不了的傳統仍然還在,哪些作者提到的日本社會轉變真的發生。

高以翔猝死,令社會注意過勞死的問題。(Gage Skidmore/wikipedia)

科技進步,理應會達致「休閒型社會」的願景:科技取代人力,勞動力需求愈來愈少,工作時間大減但享受生產效率增加帶來的成果,人會為變得太過休閒而煩惱。但當繁複工作電子化後,雖然大大節省時間,現實打工仔的工作量卻愈來愈多。工作不再是以完成所需任務就好為目標,而是在同行、同事之間競爭愈來愈激烈之時,每個打工仔都以同樣的時間,誰能完成更多的任務,或者誰能承受公司愈施愈重的擔子為目標。

而且多虧電腦和手機,我們隨時隨地都能接觸到公事,令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我們為了表現自己作為打工仔的價值,紛紛失去理智地盤算怎樣才能全天候奮鬥,怎樣才能承受加班的壓力和摧殘,成為公司「需要」的人。日後更演變成如《過勞時代》所引用的例子,每天加班到連抱怨都沒有時間了。

現在每個打工仔都以完成更多的任務為目標,競爭風氣令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愈來愈模糊。(《我要準時下班》劇照)

森岡教授提出不少對策,作為打工仔、工會、企業有什麼要做,法律和制度應該如何修改。日本勞動基準法中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40小時,但當中第36條(又稱「三六協定」)讓僱主開後門,勞資雙方只要簽署協議,僱主便可以隨意讓員工加班,但必須支付加班費。

在2004年的著作,森岡教授批評這條法例令八小時工作制毫無約束力,只是「一紙空文」,應該要再立新法例。然而在2016年,即著作面世後的12年,似乎依然沒有改善。厚生勞動省公布的《過勞死等防止對策白書》,指出2016年共191人被判定為過勞死,有些個案更揭發工時記錄造假。

雖然日本有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但這條法例毫無約束力,很多員工仍要加班。(《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近年過勞死的個案中,不乏年輕氣盛的職場新鮮人。每年求職季節,都見不少年輕人穿著整齊裝套,到處跑面試,只求能夠取得心儀企業的內定。加上日本轉工風氣不及其他國家,一旦進入心儀公司,大多數都希望做到退休,儘管轉工風氣近年的確漸漸普及,但面對心儀大手企業的內定在招手,初出社會的畢業生大多都會簽下加班的協議,如果不簽,公司便另選願意簽的人,入了公司簽了一年捱了一年,翌年不簽亦恐怕影響升職機會。面對在比誰奴性強,不是比效率的職場上,要改善問題,還是得改變最基本的心態開始。

除了工作做不完要加班,還有一種是「陪上司加班」。現今還有不少打工仔有著「上司沒走我也不能走」的心態,雖然完成了工作,但反正加班能賺個加班費,而且準時下班還會被上司微言,那不如就加班好了。這種加班態度比起被逼加班更難解決,幸而現在日本職場上不少年輕一代開始上位,為職場注入新動力,改變上一代的風氣。

大企業通常都要員工簽加班協議,使新人們非常苦惱。(《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我們每天自嘲自己是社畜,把奴隸當成是自嘲的讚美,但正如森岡教授所說:「犧牲教育、娛樂、運動和參與社會的時間,削減吃飯、睡覺和過家庭生活的時間,以這種方式工作或者讓別人以這種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惡。」

參考資料:

《過勞時代》
作者:森岡孝二
譯者:米彥軍
出版社:中和出版

《過勞時代》(書封)

內容提供:次所舞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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