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義工】進出疫區與伊波拉病毒搏鬥 傑青：病人打嗝即快離世
健康無價，偏偏肉眼難見的病毒卻充斥四周，時刻威脅人們的健康，就如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的第三波疫情般，着實令人防不勝防。
與病毒搏鬥的故事當然不只在香港發生，如在香港出生，曾獲選為傑青的病毒免疫學學家蔡文力，便撰寫《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一書，分享他遠赴非洲塞拉利昂檢測伊波拉病毒及統籌伊波拉疫苗臨床測試的經歷。以下為書中節錄內容，大家可藉此了解在環境及設備不及香港的非洲裏跟病毒角力的危險與困難。
第二日天未光，便有保姆車接我們出發。因為太早，旅館的廚房還未開，早餐只有蛋白棒。不知是心情緊張還是未瞓醒，大家沿途都只是靜靜地望着窗外車在公路一直走，兩旁一片漆黑，只知道駛出了市區，因為郊野地方一盞街燈也沒有。不久，我們終於到達伊波拉醫療中心，眼前一群大型白色帳幕在黑夜中發亮，跟新聞報道的電視畫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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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醫療中心分成紅、綠、白三區。
白區（White Zone）危險性最低，是職員經此進入中心，還有食堂、儲物室和焚化爐等等。進入白區要先探熱，用番梘洗手和用漂白水消毒鞋底。我初來甫到時，未領教過消毒漂白水的威力，一不留神就把襪弄濕了，黑色馬上變橙色。西非的旱季，氣溫可以高達四十一度，如果我們體溫超過三十八度，便要在陰涼的地方休息，等到體溫回落才可以進入中心，否則就要當伊波拉疑似個案處理。
綠區（Green Zone）有醫生護士的辦公室、心理支援部門、藥房、洗衣部和清潔部。工作人員要換上手術服（Scrubs）和長筒膠靴，消毒鞋底，才能進入綠區。
紅區（Red Zone）是伊波拉病人進出的高危地方，有四個帳幕病房，總共可以容納一百人，有分流區（Triage）、懷疑個案病房（Suspected Cases Ward）、疑似個案病房（Probable Cases Ward）、確診個案病房（Confirmed Cases Ward）和康復中心（Convalescence Ward）。我工作的實驗室在紅區和綠區之間，一面窗口對着分流接收的救傷車從社區送來的樣本，另一面的窗口對着紅區接收中心病人的樣本，每個步驟要穿着不同的保護衣物。
紅區風險最高，醫護人員照顧病人時需要有親密接觸，有機會碰到被伊波拉病毒污染的物品、體液和排洩物，所以需要佩戴全副保護衣物，不能露出任何皮膚。有次救護車送病人來中心，門一打開有幾隻雞走出來，還自動分流闖入紅區，累得中心人員要趕快穿上保護衣入去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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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紅區都要兩個拍檔（Buddies）一齊進出，大家互相照應。戴上保護衣物時必須按部就班，有專人幫手慢慢將一件又一件的衣物正確地戴上，再為每個人從頭到腳檢查清楚全副裝束，以防萬一。戴上眼罩和頭罩後，其實很難清楚看到各人的面容。所以每人都要在額頭寫上自己的名字，像手術室一樣，以便辨認對方。手臂也要寫上自己進入紅區的時間，因為保護衣物很局促，會令人不斷流汗，流失水份，體溫不斷上升，為安全起見，每人每次只可以在紅區逗留一小時，以免體力透支而暈倒。
初初開始的時候，很多員工都不習慣，外國供應的首批面罩太細不適合當地人的面形，壓着鼻子令人呼吸困難，工作半小時也受不了。中心有個來自肯亞的醫生，是短跑金牌保特（Usain Bolt）的忠實粉絲。他個子高大又大汗，穿上保護衣物後，面上流的汗會滲滿整個口罩，足以令他窒息。他說他每日都要將口罩上的汗水吞落肚，才能繼續呼吸，繼續照顧紅區內的伊波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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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接到疑似伊波拉個案的消息，穿上一身黃色保護衣物的工作人員便要坐救護車去社區調查，再把病人帶回中心。病人首先會去分流區，如果病徵和症狀符合伊波拉的案例定義（Case Definition），又是一身穿着黃色保護衣物的工作人員便會帶病人進入紅區的懷疑個案病房，正式入院。如果病人有屙嘔的症狀，便需要入住疑似個案病房。每個入院的病人都要抽血讓實驗室做血液測試，若果伊波拉病毒化驗結果呈陽性，病人便會被送入確診個案病房接受治療。僥倖生還的伊波拉病人只要病情好轉，便可以去康復中心休息，等到病毒在血液內消失，三日內兩次血液病毒測試都呈陰性，才可以出院。
伊波拉的潛伏期為二至二十一日，病人感染到病毒後，平均會在十日內出現病徵。伊波拉初期的症狀並不明顯，主要是發燒、頭痛、疲勞和肌肉酸痛，很難與其他傳染病區分，都要讓實驗室驗血後才能確診。病情繼續發展，可能會出現嘔吐、肚瀉、出血和思想錯亂，到了末期還會打嗝、紅眼和呼吸難。沒有及早醫治的話，超過一半病人都會喪命。年幼的小童病發得更快，死亡率更高。伊波拉病人的病情可以變化得很快，可能今天還精神奕奕，明天便會離世。
醫護人員無法估計哪一位病人可以康復，但如果病人開始打嗝，便知道他要離開的日子已不遠了。很多病人會感到極度疲累，有個十四歲的青少年連站起來的氣力都沒有，還有一個病人痛不欲生，可是身體虛弱，沒有能力自殺。但也有一些確診個案病徵輕微，只是雙眼紅紅，一點發燒也沒有。有人說「伊波拉醫療中心」這名字有些少欺騙成份，無可否認，當時還未有藥物可以醫治伊波拉病，醫生護士只能夠提供基本的支持性護理，止屙、止嘔、減輕痛楚以及補充病人流失的水份和電解質。
疫情高峰期間，猶如世界末日。有個病人在市區被發現時倒在一條後巷，沒有任何聯絡人、地址或電話。有一個初生嬰兒，救護車送來的時候什麼資料也沒有，連父母是誰也不知道。醫療中心有個教育工作者因伊波拉痛失十二個親人。確診病房的牆上有血漬，地上有嘔吐物和排洩物，多名病人死在廁所。有些醫療中心沒有足夠儀器觀察病人，醫護人員忙到沒有時間為病人數心跳，只能匆匆把脈去判斷心跳是正常還是不正常。離馬卡尼伊波拉醫療中心不遠處，有個墓地，墓地的一角，有一個土堆，沒名沒姓，是個亂葬崗，因為太多伊波拉病人同時死亡，墓葬隊沒有能力逐一辨認和處理。
到底怎樣才可避免同類的疫情再次發生？到底生命何價？
要設立臨時的伊波拉醫療中心，是因為西非長年累月的戰爭拖垮了所有基本建設。塞拉利昂整個國家，2015年有七百萬人口，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一百個，精神科醫生一個，心臟科專家零個。當地醫院設施簡陋，普通病房的設計無法有效地隔離病人及應付大型疫症的需要。疫症剛爆發時，多間政府醫院沒有足夠的保護衣物，員工未受過預防疾病的訓練，數以百計的前線醫護人員受伊波拉病毒感染死亡，醫院成為了重災區，病人和員工都雞飛狗走，令原本已經脆弱不堪的醫療系統雪上加霜。
相對來說，香港人其實十分幸福，打九九九便有救護車，醫院有醫生診病，急症室有護士急救，藥房有藥，血庫有血，氧氣筒有氧氣，傳染科有負壓隔離病房，公立醫院有醫療資助，大學微生物系有微生物的研究，研究院有教授把關。這一切塞拉利昂都沒有。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作者：蔡文力
香港出生，英國牛津大學病毒及免疫學博士，2016年獲選為香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現職為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傳染和熱帶病系助理教授，同時負責統籌伊波拉疫苗臨床測試，長期在塞拉利昂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之間奔波。
畢業後曾隨研究瘋牛症鼻祖及諾貝爾獎得主史坦利·布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團隊工作。2015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醫療團義工隊，在塞拉利昂為病人進行病毒測試。之後他經常逗留當地，自組社會企業e-NABLE Sierra Leone，混合3D打印和傳統技術，為截肢者製作義肢。他亦䇿劃了「照亮獅子山」計劃，為西非的赤貧人口安裝太陽能照明系統。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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