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義工｜吃個芒果也怕染伊波拉？港產病毒學家分享西非抗疫點滴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確診人數每天增加，各個地區都得陣以待。
傳染病的可怕，就如近年在非洲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死亡率可達50%，且令人防不勝防。透過曾親身到西非參與義工工作，香港病毒免疫學學家蔡文力所撰寫的《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大家將可更了解人類跟病毒角力的危險與挑戰。
我剛到塞拉利昂是2015年6月，那時疫情高峰期已過，伊波拉已經受到控制，新增個案大幅回落，街上再沒有驚動國際、令人肝腸寸斷的場面。但是宵禁仍然生效，政府禁止一切大型活動，包括球賽、音樂會和的士高，晚上6時過後不准在街上流連，絕大部份商店和食肆都關了門。街道上行人稀疏，市面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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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實驗室卻剛剛相反，忙得如打仗一樣。我們一隊新丁到埗後，上一隊測試人員便功成身退，交替時間只有兩日，我們要立即上手。現在只要一想起伊波拉實驗室，彷彿就會聞到那股強烈的漂白水味，一比一百，一比二百。中心開幕的時候，員工還未掌握好實驗室要用什麼濃度的消毒漂白水才適合，很多人一入實驗室就開始咳，咳到放工。幾個月之後，實驗室門口出面那張歡迎地毯已長滿了尖尖的白色結晶體。
我們一隊分兩更，上晝班上午6時至下午2時，小息可以去飲水；下晝班下午1時至10時，但其實做到完成為止。一入實驗室就要戴手套和穿保暖衣，因為伊波拉不會空氣傳染，所以平時不需要戴口罩。做不同的測試步驟要加着不同的保護衣物。伊波拉病毒實驗有幾種設計策略，有些先進的實驗室選擇以人作單位隔離，工作人員要佩戴全副裝備，包括空氣淨化頭盔，像太空人一樣，用完即棄，在負壓設施內工作；另一些實驗室則是把病毒隔離，工作人員穿着普通的保護衣在透明的隔離箱內處理樣本，看似在一個熱帶魚魚缸內洗碗。我先後去過六個伊波拉實驗室，全屬後者。整個測試程序，每一步都需要消毒，每一個樣本要包兩層膠袋，每一層打開時都要消毒。所以其實我們大部份時間真的在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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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技術主要是做聚合酶連鎖反應的分子病毒測試，用螢光測試伊波拉病毒。首先，我們要在隔離箱內潔淨和預備樣本，把所有病毒殺死，再抽取樣本內的遺傳基因，然後才檢查這些基因內有沒有伊波拉病毒的遺傳因子。全個測試程序最快要兩小時，假如測試結果不明確，便要重新再做一次。如果血液樣本有雜質，測試失敗，便要再測一次，害病人呆等七個鐘。最難受的就是做完病毒測試後，結果要將一家人分開。如果小朋友的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但父母呈陰性反應，中心人員便要帶小朋友獨自進入確診個案病房隔離，這可想而知對大人和小朋友都是極之可怕的經歷。我也化驗過一對孿生子，他們同年同月同日生，只得一日大。之後再收到他們的樣本，才知道他們同月同日死了。
如果伊波拉病人的血液病毒載量每日越來越高，他的病情可能正在惡化。如果病人的血液病毒載量越來越低，化驗結果介乎陰性和陽性反應之間的話，我們便知道她快將出院了。接觸了很多樣本後，我們慢慢也開始認得出本地人的名字，位於北方的馬卡尼市， 多數是譚姆恩族（Temne）族人，姓氏大多是Kamara、Sesay和Bangura。男的名字最多是Mohamed、Mohammed、Mo和Ibrahim，可能半條街都是Mohamed Kamara。女的名字多數是Mariama、Mariatu和Kadiatu。有些名字卻很特別，如Fanta、Alien、Innocent、Culture，還有足球員Messi（美斯）。
很記得第一次坐在隔離箱處理血液樣本，我不斷提醒自己，驚都不可以手震，手震都不可以倒瀉，真的倒瀉了也要冷靜應對，看看怎去收拾殘局。誰知，我越想冷靜，越想做條凍青瓜（Cool as a cucumber），便越頭輕輕，越想暈。難道我這個香港代表連一日都頂唔順？！怎向鄉親父老交代？！又話打不死？！就這樣，像《海底奇兵》的多莉（Dory）說Just keep swimming，我便Just keep breathing，一呼一吸頂硬上。最危險的步驟是要在隔離箱內打開樣本，抽取血液。所以隊員每日也會花時間慢慢檢查手套和隔離箱的結構完整性，無穿無爛才開工。也許醫護人員有時真的太忙，有連用過的針和刀片也跟樣本一起送來，考我們的眼力。有一次樣本的表格也滲滿血漬；也有一次，醫務所送來一個有憤怒鳥圖案的膠袋，但樣本容器沒有蓋實，懷疑有病毒的精液樣本在袋內游來游去，我真的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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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沒有危險的步驟當然是每晚電郵結果至總部和世衛。醫療中心有互聯網路由器，高高的綁在掃把上，還試過被雷劈中。但無論有無俾雷劈，中心的互聯網都很慢，有次試驗結果的電郵怎樣也發送不出去，凌晨空着肚，最後仍無功而回。全盛時期，我們實驗室的樣本多到前後左右所有雪櫃都不夠裝。實驗室搖身一變成為了一間伊波拉檢驗工廠，隊員組成輸送帶，一人只做一個步驟，緊守崗位如穿膠花，穿足成日，也希望熟能生巧越穿越快。在那段日子裏，我轉全日制，每日做十五個鐘，夜晚放工試過未除鞋就瞓着，醒來才發現自己睡在蚊帳之外。
每個伊波拉醫療中心建在不同的地區，負責的組織團體不同，住宿舍伙食自然也有差別。有些中心的義工，每日三餐有牛角包、澳洲牛扒加甜品，還可以打包。我第一次出差時，因為中心廚房有老鼠，也不知道已經死了多久的臭鹹魚又被很多烏蠅纏着，安全起見午飯時間我們都只飲水。六個星期之後，男的褲頭鬆了要買皮帶，女的上圍細了不用着胸圍。
有次深夜放工，旅館已經停止供應晚餐，我回到房間，對住看更送的一個芒果。突然間我變成了一隻狼，襲擊這個快要熟透的芒果。剝皮後，我十隻手指已沾滿了芒果汁，我聞到濃濃的芒果香。其實我已經開始食了，但視線始終離不開芒果皮上面的一個細窿。有動物咬過？蝙蝠？會不會是蝙蝠？有蝙蝠咬過我手上的芒果？那一刻，我要比在病毒金魚缸洗碗更加冷靜。根據流行病學家的研究，這次西非伊波拉疫症很可能由一個芒果引發的。幾內亞的小鎮蓋凱杜鎮有棵很大的芒果樹，經常有蝙蝠飛來食芒果。一天有個兩歲大的小孩在芒果樹下玩，並吃了一個被蝙蝠咬過的掉地芒果。那隻蝙蝠帶有伊波拉病毒，感染了這個小孩，繼而觸發病毒在社區傳播。所以塞拉利昂政府也四處張貼宣傳海報，說吃水果前要先用番梘洗淨消毒。怎辦？我手上的有窿芒果呢？吃了會不會引發另一場疫症？做過幾分鐘風險評估之後，我決定用番梘洗手，食熊仔糖當晚飯。
為安全起見，不但有窿的芒果、未煮熟的菜和有葉的沙律我們都不會吃。聽說有個醫療中心，廚房用水喉水洗菜做沙律，結果成班科學家一齊屙。幸好，他們可以自己驗自己的樣本，看看是什麼細菌在作怪。但食物欠缺乏纖維也帶來了「不便」，我們一隊人互相扶持，無所不談，有誰肚痛，有誰肚屙，又有誰屙唔出，大家都一一分享。也有義工試過體力透支或血糖過低，放工一起身突然雙眼暫時失去視力，漆黑一片，要停一停，定一定才回過神來。這個情況特別出現在長達一個月的回教齋戒月，穆斯林工作人員在日出之後至日落之前禁食，有教徒更連水都不喝。我們實驗室內也有幾個回教徒要守齋戒，為了節省氣力他們會躲在一邊小休。馬卡尼市是個出名的蒸籠，紅區病房的主管為了防止意外發生，在齋戒月會特別安排穆斯林員工當夜更，免得他們穿着保護衣物在烈日下暴曬暈倒。
捱了個幾月我們一隊人終於有日得到釋放。阿妙知道機構的司機可以載我們去首都自由城，我們便把握最後機會到城外的海灘游水。布雷赫海灘（Bureh Beach）有潛質成為一個旅遊勝地，它靠着的山脈便是獅子山。塞拉利昂8月的雨季可以連落七日雨，雷聲隆隆，十五世紀的葡萄牙航海家從船上望向自由城沿海的山脈，在雷聲中有如獅子咆哮，因而命名Sierra（山） Leone（獅子）。我們到達布雷赫海灘時滿天密雲，微微下雨。但不知是否工作得太辛苦，一班人落到水便瘋了，就像幾隻第一次去海灘玩水的小狗，在淺灘左右亂撲。我喝着用鐮刀劈開的新鮮椰子水，腳底有幾隻生滋狗在睡覺，心情複雜，真的打了一場仗。It's war against Ebola。臨走前我們一班人自拍，我見到自己一排數得出來的肋骨，便知道是時候走了。
功成身退，在伊波拉醫療中心最後一日，我們都在更衣室牆用顏色漆油上印上自己的手印，作為紀念。現實就是如此。如果我在工作期間病倒，有直升機來救我。如果團隊要緊急撤退，我甚至可以坐商務客位搭飛機回港。外國的義工在西非完成任務之後便可以選擇離開，返回自己的高床軟枕，繼續享受民主、自由、人權和生命的保障，甚至可以選擇將整件事抹掉，當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是，如果我投錯胎到了這個獅子山，Accident of birth，現在我又會怎樣寫這本書呢？
《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
作者：蔡文力
香港出生，英國牛津大學病毒及免疫學博士，2016年獲選為香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現職為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傳染和熱帶病系助理教授，同時負責統籌伊波拉疫苗臨床測試，長期在塞拉利昂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之間奔波。
畢業後曾隨研究瘋牛症鼻祖及諾貝爾獎得主史坦利·布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團隊工作。2015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醫療團義工隊，在塞拉利昂為病人進行病毒測試。之後他經常逗留當地，自組社會企業e-NABLE Sierra Leone，混合3D打印和傳統技術，為截肢者製作義肢。他亦䇿劃了「照亮獅子山」計劃，為西非的赤貧人口安裝太陽能照明系統。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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