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國家深化改革　我們深化矛盾？

作為中共二十大的開局之年，今年的全國兩會尤其備受關注。正如十年前習近平成為國家主席，李克強接任國務院總理，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帶來了根本性的改革，現在李強成為新任總理，黨和國家機構進行了又一次的調整，組建國家數據局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重組科學技術部，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肯定將帶來更多改革，沒有人對於變化的發生會感到意外。

新一屆政府能夠帶來根本性的變化，並不是必然的事情。日本的菅義偉和岸田文雄離不開自民黨的老調。香港的林鄭月娥被視為「撕裂2.0」，延續了梁振英時代的深層次矛盾。李家超打着「開新篇」的口號成為特首，而且也進行了一場香港政府的機構改革，把房屋局分拆了出來，將醫務衛生獨立成局，照道理反映出新一屆政府有意在房屋、醫療等問題上大刀闊斧。然而半年下來，除了簡約公屋掀起了一陣漣漪之外，社會沒有看到多少變化，更遑論簡約公屋可以說也只是過渡性房屋的進化版，並不是根本性的房屋改革。

安老醫療結構問題　改革才能根本解決

同樣是政府換屆，同樣是部門改組，為什麼香港的變化卻毫不令人期待，改革始終出不到來？公道說話，我們的官員也不是庸懶之輩，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近日便提出了新政策，以增加公營醫療體系中的護士及牙醫。只不過我們的醫療人手短缺已經累積成龐大數目，只靠杯水車薪的回流醫生和護士，最多只能夠緩減供不應求的惡化速度，而不可能解決問題。

醫療問題嚴峻，但是幾屆政府都傾向保守，只作有限度調整。官員知道要從增加本地培訓入手，但是隔幾年才增加幾十個醫科生學額，完全追不上持續擴大的人手短缺情況。政府認同要扭轉目前公營難、私家貴的局面，但只靠派發各種醫療券，即使一再增加撥款，對於分流有需要市民到私營醫療市場的作用亦非常有限。全民醫療保險原可成為一場真正的改革，做到「錢跟病人走」，讓市民負擔得起私營醫療服務，但政府卻只肯推動自願醫保，三年過去只得一百萬人參與，結果公私營醫療體系仍然打不通，問題沒有解決。

政府的保守傾向見於各個政策範疇。香港人老無所依，推行全民退保本可保障退休生活，但官員只肯派發津貼了事，不願解決融資問題，恆常而長遠地作出承擔。結果很多基層市民六十有五也無法退休，開的士和小巴的不計其數，從事保安或者清潔的亦都不少。延遲退休是時代之變，但要勞動到七老八十卻是香港之悲，官員之過。

量變必須大步伐　質變最能扭格局

不論是建屋提速提效、招聘多幾個海外醫生、增派醫療券或是長者津貼，這些「解決辦法」都只是量變而非質變。在個別問題上，量變可以促成質變。如果醫護培訓學額能夠在十年內倍增，人手短缺的問題到時候相信不難解決。如果居屋和公屋的供應在十年內大幅增加，劏房和樓市過熱問題可能會得到處理。但顯而易見，能夠促成質變的量變前提是大步伐的，小修小補的政策調整只會一直在追落後，而這正正是幾屆政府的窘局。

相反，質變的重要之處正正在於它不是要追落後，而是要從結構問題、根本成因方面著手。就好像全民醫保從根本上有著不一樣、更重視社會公平的供款制度，是自願醫保再擴大二三百萬人參與也未能觸及的核心。收回新界農地和棕地發展，也是對土地主導權的重新掌握，性質跟土地共享、私人參建等政策截然不同。

小調整不難，大改革不易，需要善於判斷、敢於改變的特首來帶領。第一屆特區政府曾經雄心壯志，全盤檢討了醫療制度，全民醫保卻也推動不了。往後幾屆政府只有各種小修小補的政策措施，遑論一場真正改革。當年政府的專家顧問蕭慶倫曾說，董建華以後，再沒有特首有改革醫療制度的意願。盧寵茂早前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的時候，表示香港需要就醫療系統進行系統性改革，扭轉現時「重治療、輕預防」的醫療體制。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改革」是否改革，更憂慮發展局局長、房屋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有沒有追求質變、從根本改革的打算。

結構矛盾延宕　不公而且危險

司局長作為問責官員，是特首提名、中央任命的治港者，職責本身就是進行改革。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停下過改革的腳步。甚至應該說，國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原因就在於持續進行的改革。治理制度在改革，經濟結構在改革。房地產又好，平台經濟也好，持續發展就有新的問題持續發生，不可能有不用改革的一天。我們的特首和官員祝賀國家新一屆政府上任，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北京出席兩會，他們又有否學習改革的片鱗半爪？

相比國家一直深化改革，香港卻在深化問題，結構矛盾累積了至少廿年。《香港01》一直倡議改革，是因為我們拒絕對於問題視若無睹。醫療一天不改革，基層市民一天得不到醫療服務，手術排期動輒要等上兩三年，住院的病人隨時要睡在走廊，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疲於奔命。房屋一天不改革，劏房戶最多只能在過渡房屋和簡約公屋之間流徒，孩子無辦法在合適環境下成長。經濟結構不改革，打工仔活到老也只能做到老，甚至被科技時代所淘汰，八九十歲開的士、做小販會成為常態。不論是哪一個範疇，首當其衝的都是草根階層。中產要是經濟能力不夠，同樣會感受到沉重的壓力。

在一場社會騷亂、一場新冠疫情之後，香港的百孔千瘡表露無遺，沒有人能再視若無睹。任由結構矛盾延宕，將會令弱勢群體更加弱勢，因而本質上是不公的，也是危險的。幾屆政府都偏好退而求其次，迴避較大動作的結構改革，表面看來雖然有穩定的作用，長遠來說其實在蘊釀不穩定因素。反修例騷亂雖有歷史的偶然性，但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李家超政府上任大半年，由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到政策局藍圖，多少反映這屆政府的積極一面。但作為開局之年，目前看來仍未能開改革之局，官員還未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論。還有三個多月，這屆政府就已經上任了一年，若果仍然展開不了改革，社會以至中央政府怎會不看在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