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撥開雲霧要見青天

五年前，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來港，展開一連三天的視察行程。今年相信是新冠疫情之故，行程改為兩天的即日來往，一同乘坐高鐵南來的主要官員也有所減少。這是兩年多以來習近平首次離開內地，而他在香港確診個案數字仍在2,000宗左右的高位下來港，其實已充分反映出其對香港的高度重視，亦如他抵港後所言，過去五年「一直關注、牽掛着香港」。

「關注」和「牽掛」有時候不無擔憂的意思。這五年間香港經歷幾許風雨，若說國家領導人對香港有所憂慮，相信也不為過。五年前，習近平以「男子二十謂之弱冠」來比喻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現在回首看來，或許也是事有湊巧地貼切——多少人二十出頭、迎面挑戰，結果卻是碰釘子、受挫折？習近平的兩次視察香港，特區由弱冠走到廿五，標誌的是不平常的五年經歷。

林鄭已經由亂及治
李家超要由治及興

習近平在五年之前提及不能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等紅線，並對「泛政治化」、對立對抗作出了警惕，但後來的亂還是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這個「亂」不只是示威騷亂，也包括疫情失控的亂。在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負責之下，這個亂無論如何已經完結，由亂入治的階段伴隨着林鄭政府上周卸任而一同成為過去。李家超政府的就任正式揭開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

治亂重要，特區政府亦要防範亂象再起，但由治及興的重點不是治亂。就正如習近平在五年之前強調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制度還需完善，但今年表示中央已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建立了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這反映治亂的工作已經到位。

習近平在今年的講話中提到的四個「必須」，也就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都可以說是較為政治性的指導原則，是對過去幾年中央對港政策的說明，是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的重申。但這些已經由中央主導落實、由特區政府秉持的工作只能維持「治」，而不能及「興」。

要由治及興，開創新局面，關鍵在於講話中的四個「希望」。說是四個「希望」，坦白而言是說得客氣。由國家主席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禮對主要官員表達四個「希望」，無非就是四個要求。這就好像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要求治港者有五個「善於」，只是今次提出要求的人是更高層次的國家主席，而且對比起五個「善於」，四個「希望」更加具體、易明。

四個具體的「希望」
改革治理施新政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四個「希望」，說新不新，但習近平這次沒有只是提綱挈領，而是「畫公仔畫出腸」。在治理問題上，他明確指出「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任誰也能聽得出，這在針對香港政府過去迷信市場機制、放任市場扭曲的弊病。對於民生憂難，習近平表示「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近乎在說要告別劏房、納米樓這些扭曲的現象。比起五年前的「長者希望安度晚年」，他今次更明確地說希望香港人「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

過去我們曾經指出，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聽不懂抽象的表述，委婉的訓斥。只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聚焦發展、解決民生問題，在客觀結果看來，就是推動不了政府官員的改革。經歷了廿五年的跌跌撞撞，尤其是近幾年沉痛的經歷之後，國家領導人對特區政府也開門見山，明言「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這不也就是《香港01》由創立至今所倡議的「是時候改變了」嗎？香港的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階層不論是聽不懂還是裝作聽不懂，現在也必須正視社會當下最迫切的需要——改革。

改革的起點是改革治理，這也是整個改革的核心，因為香港的沉痾都是由治理問題而產生。香港人「房子住得不寬敞」並不是所謂「地少人多」的必然結果，而是政府將房屋供應外判給地產商，以為市場機制就可以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香港的創業機會不多，不是因為香港人比起內地人或者外國人遜色，而是因為政府沒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條件，也沒有減低市民創業的風險成本。我們的公公婆婆得不到應有的照顧，不是因為香港貧窮，而是因為政府沒有在我們仍然壯年的時候保障我們的勞動回報，也沒有在我們年老的時候供應我們的基本需要。種種的政策好像涉及經濟學、管治理論、政治哲學等大哉問，但說白了就是為政者有沒有以滿足市民所需為己任，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奮鬥目標。習近平表示的「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這個「我」豈不是指台下的諸位香港官員嗎？

消弭離心離德因素
五年之後現新光景

新特首李家超在就職禮致辭時矢言「發展經濟」、「把創科及各領域做大做強，發展高端競爭力」，但我們尚未看到具體的政策如何突破過去廿多年來流於口號化的現象；他知道「發展是解決社會問題、改善民生的金鑰匙」，但對於增加房屋供應仍只得「全面提速、提量、提效」的說法，並未觸及根本的政策轉向；他表示「會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增加青年上流空間」，無疑對於習近平所言之「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有所呼應，但只要想到李家超競選政綱的乏善可陳、管治團隊的舊臉孔，我們就不禁疑惑新政府能拿出什麼給社會。

在政府舉行回歸慶典的同時，相當部份的市民並沒有多少慶祝的感覺。這不只是因為政治紛爭而造成的低沉氣氛，也是因為大部份人的生活營營役役，七一之於他們的最大意義就是一天假期。這個令人尷尬的現實正好說明，經濟民生和政治並不是一些人所以為的二元對立，不是說我們應該只談經濟，對政治要絕口不提。當香港的發展停滯不前、生活得不到滿足時，市民自然對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構成政治不穩的底層因素。回歸二十五年了，好些人——不分老幼——到了今天仍然還在聲稱港英時代更好，這不就是對當下生活的莫大抱怨？走了二十五個年頭的「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絕不可能沒有繁榮穩定作為基礎。

既然李家超說要以結果為目標，我們在此不妨對2027年提出一些想像：那時候的公屋輪候時間應該已經縮減至愈來愈接近三年，市民居住的私樓單位應該逐漸回到四百多呎以上，年輕人的初創公司一間接一間打出名堂，最低工資和退休津貼已經得到顯着提升，一些移民外地的人即使拿到了永久居住權甚至也選擇回流香港；那時候有市民示威遊行，對政府提出各種訴求，但來港慶祝回歸三十周年的國家領導人稱許「港人治港」實現了良政善治，甚至在特區政府三十而立之年，同意給予香港更高度的自治權。撥開雲霧到底能否見青天，新政府不能辜負中央、辜負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