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從歷史認清香港在中美角力的位置
上周四（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發表了拜登政府對華策略的重要演說，他一邊重申拜登政府「不尋求新冷戰和衝突」的論調，肯定中國過去多年的經濟發展成就——由五十年前普遍的貧困中一躍成為今日具備現代化城市和基建的強國；一邊繼續散佈中國威脅論，批評中國既有意圖、亦有能力破壞自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價值觀。最後，他聲言美國所做的一切並非要阻止中國發展，亦不是要改變中國的制度，只是要「再次證明民主制度可以應對緊迫的挑戰、製造機會、並提升人的尊嚴」。
對比起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2020年7月所發表的「新鐵幕演說」，布林肯演講的內容顯得「溫柔」一些。他不但讚揚中國人民的勤勞，更指美國不欲阻止中國發展，只是要證明自己的制度也很好。表面上看，這篇演講似乎想展現美國是多麼的客觀理性，中美關係感覺起來也沒有多差。然而，當我們從歷史經驗再去審視這篇演講，就會發現其內容剝離歷史，頂多只能算是美國的宣傳稿，對於我們了解中美關係的實況可以說沒有什麼作用。
美國自說自話的政策宣言
我們確實無法斷言美國是否如布林肯所言不追求新冷戰，但假如另一個所謂西方民主國家國力直逼美國，它亦不見得樂於接受這是民主制度的勝利。美國在1980年代對日本的打壓，正好說明中美之間的對抗根本不是布林肯所謂兩種制度之間的對抗。日本自 1960至1970年代開始崛起，1980年代其科技和國力一度逼近美國，對美國的出口不斷增加，令美國工業陷入低谷。當時美國國內一片焦慮，尤其是被視作明日之星的半導體業幾乎無法與日本企業競爭，最終引起了華府在多方面出手打壓日本。美國以增加關稅、反傾銷等貿易手段脅迫日本，先在1985年強迫日本簽署著名的《廣場協定》迫使日元升值以打壓日本出口，又在1989年簽署《美日半導體協議》強迫日本半導體企業開放專利及保證外國企業的市場份額。日本是美國所謂「分享相同價值」的同盟國，但一旦威脅到其地位，美國也毫不遲疑地對它進行打壓，以確保自己繼續佔據左右世界發展的優勢。
布林肯說二戰後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建基於聯合國憲章，包括自決、主權、以和平解決紛爭，而中國「正在破壞這個秩序」。然而，到底是誰不尊重主權原則，整天在台灣問題上找中國麻煩？又到底是誰在二戰後發動一場又一場的戰爭，造成多國平民生靈塗炭卻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甚至自釀悻悻然從阿富汗撤兵的亂象？這樣一個國家的國務卿，現在卻指摘中國正在破壞和平和秩序，我們能夠相信美國對中國的行為只是為了證明民主制度的優勢嗎？
要真正理解中美角力的本質，我們不可能抽離歷史。美國政治學家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就曾經從歷史上多次新興勢力崛起時與舊有勢力的關係，歸納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其命名來自古希臘時代舊霸權代表斯巴達為了打壓新興勢力雅典而不惜發動戰爭的歷史例子。艾利森指出，歷史上舊有勢力為了保持其優勢，總會使出各種方法打壓新興勢力，當中相當高的機會會引發戰爭。在他看來，中美角力的本質就是爭奪國際影響力和優勢的國家利益之戰，而非什麼民主與專制之戰。
抽離歷史就無法理解問題
儘管美國的中美角力宣言抽離歷史，但卻仍有不少香港人接受了這種「民主對壘極權」的論述，忽視了引致角力的利害本質。一些人因此有了香港須在中國與西方、極權與民主這兩個二元對立問題上做抉擇的想法，甚至提出「香港是西方在中國的橋頭堡」或是「香港是西方的一員」。
要真正理解中美角力的關係及香港在這場中美角力的角色，我們不能忽視歷史的脈絡。香港有着相當獨特的歷史背景，它是一個從中國割讓出去受西方管理了一個多世紀的殖民地，這使得香港人對於自身的身份有着獨特的理解和位置。殖民地政府的文件反映，英方在香港的歷史教育裏刻意強調香港人有着華人血統、注重培養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目的是保持香港人與英國人身份間的差別，避免英方要為這廣大的人口「埋單」；與此同時，它卻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批判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致令香港社會對中國近百年苦難的認知變得模糊不清，盡量阻止香港人關心中國時政，擔心過度熱衷政治將危害到殖民地的統治和穩定。結果是，香港的歷史教育跟其他地方的歷史教育有着很不一樣的「詳遠略近」性質，而且是站在西方的角度看20世紀的中國以至世界局勢。
這種巧妙的設計使香港人長期欠缺了身份認同感。回歸後香港脫離了殖民地的束縛，香港人意識到身份認同感上的空白，開始飢渴地找尋答案，但隨着陸港矛盾加深，偏頗的本土思潮也開始興起。正當香港處於身份認同之爭的時候，中美關係轉差成為了意外的催化劑。在欠缺歷史感的情況下，一些香港人接受了西方將中美角力描繪為「民主對壘極權」的論述，用二元對立的思維認定香港要在中國與西方、極權與民主之間做選擇。所謂「香港是西方在中國的橋頭堡」或是「香港是西方的一員」這些講法應運而生。這種想法將香港與中國區分，也間接地成為了「港獨」思潮的溫床。
然而，正如上面提及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角力並非什麼民主和極權的對壘，而是一種典型的利益競爭。香港其實也從來沒有要在二元對立上作抉擇的問題。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是無法動搖的事實，而且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利益高度綁定。儘管布林肯說着美國不打算阻礙中國發展，但在現實行動上，美國為了在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正千方萬計地打壓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有着特殊歷史背景的香港相當自然地成為西方打擊中國的切入點。
香港人應該認清，無論香港是否民主也好，西方都會把「香港牌」作為打擊中國的手段來操弄針對，這是中美角力下香港的困境。囿於西方那套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論述，只會令人認不清自身環境，遑論走出困境。香港人必須認清香港的國際地位的本質及在中美角力所處位置，意識到政治意識形態並非真正的問題核心，亦不值得我們於此繼續虛耗光陰。
從歷史經驗看，我們也會發現大國角力並非永恆，斯巴達與雅典最終便達成了某種平衡。中美角力的格局會隨時間而變化，香港的處境亦會因此而變化，今日的困境有可能成為他日的優勢。假如時機到來，香港自身有沒有緊握機會的能力？對於當下香港而言，最重要的國際視野就是如何在混亂的局勢中，不斷通過升級與改革提升競爭力以強化自己的價值，適應各種轉變。這也是《孫子兵法》所講「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有格局的治港者必須思考在新時代的發展重點領域如產業鏈、科技研發、區域交往等地方提升香港的實力和重要性，這樣才能做到「自保而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