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需要怎麼樣的大學？
近日多間本地大學公告管理階層出現人事變動，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決定提早一年卸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也表示約滿後不再續任，兩人分別會於2022年10月及2023年5月離職。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亦會於今個學年後離任，並且計劃在2022年7月加入香港賽馬會出任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兼管理委員會成員，有消息指，梁的任期同樣是提早一年完結。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福田敬二則是不獲校方續約，今年年底將退休返回美國。
礙於相關人士的國籍背景與學科領域，他們的離任難免讓坊間作出各種揣測。譬如史維、郭位兩位大學校長均是台灣出生的華裔美國人，而且去年皆未簽署本地大學校長支持設立《港區國安法》的聲明，故此很快引來一些國際關係或政治方面的聯想。另一方面，梁卓偉與福田敬二現時同為港府抗疫專家顧問成員，可是兩人竟然在疫情持續近兩年尚未平息之際離去，其選擇也容易被視為他們與港府的防疫策略理念不同所致。不過，撇除上述這些欠缺堅實基礎的猜想外，在院校高層人事變動頻繁的當下，一個更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倒應該是：「香港需要怎麼樣的大學？」
追逐排名淪為論文工廠
香港的幾所大學大都是世界知名的名校，但這種成績是建基於熱衷參與排名追逐戰。例如史維就任科大校長之時，雖然聲言不會只關注反映一部份大學成就的排名，然而，該校其後實際表現依然是以追逐國際排名為主。至上周四（11月25日）的香港理工大學85周年校慶啟動禮，校董會主席林大輝與身為校監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亦是特別強調該校躋身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學排名第66位與《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全球年輕大學排行榜第12位。
許多國際排名具體計算方法十分強調校內學者登載在專業期刊的論文。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為例，它的「引文」指標跟「教學」、「研究」兩項各自佔去了三成分數，不過，「引文」本身未設任何分項指標，而「研究」中的「研究生產力」分項又是直接計算刊載論文數量，因此，可以說論文成為了該排名裏的最重要指標。QS世界大學排名近年儘管僅有分配「學院引文」指標兩成比重，但因其他指標如「學術聲譽」或「僱主聲譽」外間主觀性質較重，「師生比例」或「國際化人數」則佔分比重較低，所以，整體安排仍然會吸引院校管理層重視「學院引文」指標。
大學紛紛追逐排名，排名系統又很重視論文，那麼校方自然會將心力放在要求教研人員產出更多為同儕徵引的論文。個別管理層還願意為此「身體力行」，像是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即將離任的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與其他近30位學者，他們獲科睿唯安（Clarivate）列入11月中公布的「2021年度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名錄，並且成功讓香港大學首次進入全球首50間有最多此類學者的院校。這些學者的論文廣泛獲得同行認可，固然能夠反映其研究質素之高，可是，當教研人員擺放太多心力去產出研究論文，結果無可避免地會犧牲另一端的教學表現，這樣一來，大學也就變成了名不副實的「論文工廠」。
大學主業在於立德樹人
回看過去幾年，香港大學生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參與公眾事件，這本來反映出他們自覺擁有社會責任，相對以往被批評「政治冷感」的時代而言，可謂是一種進步，然而，不幸的是，當中部份人呈現輕視法治精神的傾向，甚至不排斥美化暴力與煽動仇恨。對於此一問題，我們當然可以指責有政客挑動或外國勢力介入，可是，教育年輕人，使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和道德來避免上述情況出現，難道不是一眾大學教授起初就應該有的職責嗎？如果事發之時沒有直斥其非，等到事後卻又若無其事撇清責任，這種人就算能產出再優質的研究，恐怕最終亦說不上是稱職的大學教授。
隨着去年通過的《港區國安法》規定香港學校應當「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各所本地大學今年都宣布將相關內容列入必修課程。此種舉措無疑有迎合新規的含義，但它透露出來的信息其實更令人憂心，因為這代表着過去我們的高等學府可能一直沒有教好此等基礎公民知識。近日，個別院校教職人員編撰相關教材又被質疑存在對《基本法》的誤解，一些主管教育事務的官員或大學管理層被問及《港區國安法》內容時也回答不上來，由他們帶頭匡正日後對年輕人的教育，能否取得效用，實在成疑。
2018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大學是立德樹人、培養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學習知識、增長才幹、放飛夢想的地方……古今中外，關於教育和辦學，思想流派繁多，理論觀點各異，但在教育必須培養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培養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說具體了，就是培養社會發展、知識積累、文化傳承、國家存續、制度運行所要求的人。」大學在社會的最大功用，本來便是培育學生做一個能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的公民。無奈在香港院校重研究、輕教學的趨勢之下，它們似乎竟慢慢遺忘了這個首要角色。
帶領未來社會發展轉型
除了教學生做人外，大學科研亦應該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為協同產業發展、推進社會改革等工作出一分力。無獨有偶，前面提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剛好在兩個月前發表了最新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合計有四間大學得以晉身首百名之列，它們包括第30位的香港大學、第49位的香港中文大學、第66位的香港科技大學和第91位的香港理工大學。細審這個排行榜的計算方法，它不但如上所述向研究論文數量大幅傾斜，而且還只給「產業收入」此項唯一關於直接讓知識轉移於貢獻未來社會發展的指標2.5%比重，香港高等院校及教研人員因此也可以利用有關排名來遮蓋箇中短板。
事實上，進入今次排名的幾所本地大學，它們在「產業收入」方面的分數頂多僅屬差強人意而已。得分最高的香港科技大學為65.1分，接着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分別為60.2分及58.5分，香港理工大學更加只有46.0分。反觀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產業收入」得分高達93.1分與100分，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亦有75.4分與87.0分，台灣大學與台灣清華大學則有75.4分與70.7分，可見它們在此方面表現全部都比本港院校優秀。大學科研未能直接回饋社會產業發展，也就難怪香港近年總是被批評空有優秀科研，卻欠缺產業轉型。
純粹的科學研究能夠推動全人類整體進步，這肯定是值得認可和支持的，然而，在此之前，大學及其各級成員始終都是本地社會的一份子，故此，無論是教育下一代的年輕人，抑或專注科研創造新的知識，其工作必須能貢獻社會未來發展才對。具體來說，大學教師應該要做到將大學生培養成材的基本要求，研究者不能只會發表論文而不懂將其知識轉移回饋社會，而院校管理層更需要設法避免教研人員與學生誤入歧途，我們期望未來主理本港大學的人可以真正履行這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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