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治港者此刻應該顫抖

上周五（7月1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指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從根本上堵住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方面的漏洞⋯⋯香港告別動蕩不安的局面，社會逐步安定。」夏寶龍同時對香港從政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出席研討會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後指出，「我自己的總結是夏主任的講話帶出了《香港國安法》不單是香港止暴制亂的定海神針，還根本性地完善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貫徹落實，令『一國兩制』可以繼續行穩致遠」，並自言「很感激夏主任對於由我擔任主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履職盡責地實施《香港國安法》，特別是高度評價香港警隊在落實國安法的多方面工作」。
《港區國安法》的落實無疑有助香港社會恢復秩序，但若以為「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就只在於此，甚至以為夏寶龍的發言乃對管治聯盟的高度評價，反映的不只是見樹不見林的狹隘視野，更是根本性的意識錯誤。

夏寶龍身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可謂是歷史上最強勢的港澳辦主任，短短一年半已領軍落實《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但與此同時，他曾是浙江省委書記，有別於以往外交背景或港澳系統出身的港澳辦主任，具有切實的地方治理經驗，更是臨危受命徹底解決香港身處的困局，絕對不只是要完成止暴制亂的工作。夏寶龍上周在研討會的發言，便直接而具體地陳述香港治理的問題，並對治港者提出了非常全面的要求。

夏寶龍當頭棒喝

一方面，香港未來一年將舉行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夏寶龍指出，選舉委員會和資格審查委員會須嚴格把好關，確保香港特區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但另一方面，他進而表示「管治者……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並以五個「善於」列出明確要求：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善於履職盡責。

在此五個「善於」之下，夏寶龍更具體地說明了箇中含意，例如第一個「善於」包括了「堅決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第二個「善於」則要「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第三個「善於」是要「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始終貼基層、接地氣」，第四個「善於」是要「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促成最廣泛的團結」，第五個「善於」是「對國家、對香港高度負責的精神」，「勤奮工作、恪盡職守」。如此嚴肅提出這五個要求，當然是指現在的施政團隊在這些方面有所不足。

夏寶龍特別提及，「對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管治者，廣大市民期待很高，各方面都很關注，希望他們展現出新氣象新風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用工作的實際成效來贏得廣大市民的口碑，不辜負中央的期望。」雖然此謂對新管治者的期望，但從任何角度看，這些也必然是對現有治港者的要求。不論是特首、司局長、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還是建制派議員，他們今天若不具備五個「善於」，未能以「實際成效來贏得廣大市民的口碑」，那顯然等同已經「辜負中央的期望」。

那麼目前的管治者有沒有「實際成效」呢？在住屋方面，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在今年5月創下23個月新高，距離兩年前的歷史高位只差約0.8%，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亦續創二十二年新高，已長達5.8年。在就業方面，因新冠疫情而惡化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雖然逐漸改善，但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情況仍然嚴峻，而香港產業結構已固化及失衡多時，相關基層從業員以至大學畢業生也苦無出路。在醫療方面，不足一半的香港醫生於醫管局和政府工作，但公立醫院要處理八成左右的住院需求。公私營醫療失衡的問題直接放大了貧富懸殊的實際惡果，在此山頂住宅車位以千萬元成交、而貧窮人口達149萬的城市，少個錢也沒法子活得有尊嚴。

叫人訝異的是，理應比中央官員更清楚香港社會狀況的香港官員，似乎對此等問題不太重視。林鄭月娥上周五出席研討會後的發言基本上只談國安工作，她所謂的五個工作分別為完善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處理好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人士的案件、加強指導和管理一些機構、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家安全的教育、做好未來三場選舉。顯而易見，量雖為五，但實質為一，都只關乎五個「善於」的第一點，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對於其他四個管治要求，她不但乏善可陳，日前更曾明言房屋問題難以立竿見影地明顯改善。

改革施政不容緩

香港官員對經濟、社會及民生問題的相對輕視，反映他們對止暴制亂的邏輯掌握不足。第一，止暴制亂只是一個手段，一個過程，而不是根本目標。止暴制亂是為了締造一個穩定而有利的環境，讓香港政府有機會推動改革，透過良政善治，令市民安居樂業，生活得到改善。第二，政治衝突只是社會騷亂的導火線，是表層原因，令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的是柴薪和高溫環境。要真正令香港社會繁榮穩定，必然要針對經濟、社會及民生問題下藥。

這亦解釋了為何當夏寶龍表示，希望「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長者都能頤養天年，全體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林鄭月娥會後的發言僅在最後一句指出，市民要過「快樂的生活」。

猶記得去年的《施政報告》已經重政治、輕民生，林鄭在結語雖然強調要解決香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然而只得一句「嚴控疫情，重振經濟，重整社會秩序」，隻字未見如何改善民生和改革政府施政。一次或許是偶然，連續不談改革則很可能是根本意識使然，我們還能相信她知道香港的實際情況、她從政的價值觀符合香港的需要、香港能依靠她領導這個城市走向未來嗎？

雖然特首能幹，局長智商高，行會成員亦非泛泛之輩，但徒有某方面的能力並不足以成為真正的政治家。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言，以政治為志業者需要熱情、責任感及判斷力，三者缺一不可。但我們卻看見不少人只視政治如權力，關心誰當選、誰入閣，甚至只視從政是一份但求無過的尋常工作。基層在劏房的生活過得怎樣，在公立醫院輪候得多苦，為了掙多個錢而工作多久沒有休息，對於不少治港者或許只是政策文件上的背景數字，而非他們心繫之所在。若是如此，又如何對香港人「快樂的生活」有願景、有渴求？

心無百姓莫為官

現代社會不會稱官員為「父母官」，忌諱其專制、家長主義的色彩。但從另一角度看，為官者也不能沒有為人父母的心腸，不以民眾的生活為念。孟子曾告誡梁惠王，若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但民有飢色，甚至餓得快死，那實在枉為人民父母。此之「為民父母」完全不是專制之意，而是關乎管治者的責任自覺，為政以德。而西方政治哲學中，亦不乏講求社會共善、追求福祉的思想。香港作為中西文明相遇的城市，正好取各家之所長，從政者應追求善治，而非如今般被政治衝突牽着走，社會民生無人問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04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曾指出，古時許多為官者都以關心百姓疾苦為己任，現在的人民公僕也要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並提出「心無百姓莫為官」之說。若然現時或未來的治港者仍然只看到香港政治性的一面，而沒有以市民切實的生活為重，他們此刻應該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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