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經濟失落十年　香港應奮發圖強

2019年即將結束，市民卻無法以舒坦的心情告別2010年代，迎接2020年代，這既是因為反修例運動遲遲未見平息，也是因為兩則與經濟民生相關的新聞令人揪心：其一是根據早前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地去年貧窮人口高達140.6萬，創十年新高，而20.4%的貧窮率亦刷新近八年最高紀錄；其二是最新失業率升至3.2%，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由於受到社會動盪影響，數字更升至6.2%，創超過八年新高。上述數字看似冷冰冰，但也值得讓人反思，為何在人均收入比英法德還要高的香港，貧窮會如此普遍？為何在這個號稱「全民就業」的都市，「低端」行業從業員會這麼容易「手停口停」？

參考近期數據或許不夠全面，我們不妨把時間線拉長至十年，看看香港的動態發展—2010年，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條例》通過，香港從此在理論上為打工仔提供工資保障；同年，經歷金融海嘯的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當年GDP增幅更高達6.77%，接着數年雖然增長放緩，但表現依然比其他發達經濟體出色。

諷刺之處在於，明明香港出現了繁榮景象，何以許多人覺得自己是被遺棄一群，無法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生活水平的提升？有些人歸咎於欠缺「真普選」，但正如《香港01》多次質疑，為什麼實行真普選的法國無法避免「黃背心」、反退休改革等社會動盪？因此，縱使我們同意必須為重啟政改創造條件，但絕不該耽誤對經濟民生議題的關注—假如社會欠缺克服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共識，不就「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作出改革，那麼香港只會再蹉跎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既得利益形成壟斷　自由放任不合時宜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有一種「自由經濟」迷思—政府「無為而治」是好的，不必因應經濟狀況制訂適切的產業政策；政策總是偏向工商界，因為後者可透過「滴漏效應」造福社會；社會福利會「養懶人」，因此政府吝嗇一點也沒所謂。

同樣嚴重的是，管治精英以《基本法》寫明的「五十年不變」為護身符，把這個概念曲解為經濟結構一成不變，變相延續源於港英時代、向工商界傾斜的經濟格局，保障地產商的既得利益。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確實有助釋放生產力和創造力，並曾在很大程度上帶動香港經濟起飛，可是，一旦出現壟斷、固化局面，工商界利益便會逐漸與社會整體利益發生衝突，甚至形成結構性矛盾，社會衝突是早晚的事。

自由經濟推動香港發展，卻不幸地導致一些人不加批判地全盤照收，看不到改革的必要。就以上文提及的最低工資為例，當曾蔭權政府2010年推動立法時，其實早已落後於澳洲、法國、韓國、台灣、英國等國家或地區，但本港不少僱主依然反對。到了立法成為主流共識，代表飲食界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還執迷不悟，刻薄地提議把最低工資定於時薪20元。反對最低工資的理由，離不開僱主可能因經營成本上漲而裁員，然而，根據統計，自從法定最低工資在2011年5月實施以來，失業率一直保持平穩，2011至2017年的數字介乎3.1%至3.4%，2018年更跌至2.8%。由此可見，當年反對立法的人根本就是危言聳聽。

住屋問題重中之中　政府不應外判責任

訂立最低工資是對自由經濟的局部修正，港府在這方面是有成績的，但它在房屋這個更重大的議題上，卻一直沒有承擔。住屋困局的成因，在於政府任由地產商主導相關議題，沒有認識到為市民提供適切居所是執政者的基本責任。結果在自由經濟邏輯下，樓價不斷上漲，「劏房」處處，輪候冊上的公屋申請宗數亦由2010年底約有14.5萬宗，飆升至今年9月底的25.75萬宗。

住屋是民生問題的關鍵，如果處理不好，必然影響市民的升學、就業、結婚、退休等人生大計。《香港01》一直呼籲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透過收回閒置土地廣建公屋，但當局畏懼既得利益勢力，對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可行建議置之不理。直至反修例運動爆發後，當局才姍姍來遲地提出大規模收地，總算有些長進。

當然，單單處理好房屋問題並不足夠，政府大可動用龐大財政儲備，推動全民退保、免除大學學費、回購港鐵等政策。只要當局不再「外判」民生責任，主動在社會分配上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便可大幅減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從而向建立「全民共享」社會的目標邁進。

經濟結構過度單一　低端行業首當其衝

與此同時，當局應當在「產業結構」改革上發力，扭轉產業結構嚴重扭曲的格局。單從數字來看，本地GDP由2010年1.78萬億港元，增至2018年2.85萬億元，增幅逾六成。但仔細分析，「高端」行業佔比遠較「低端」行業為大，其中金融及保險業佔GDP比重，由2010年16.3%增至2018年19.7%，反觀零售、住宿服務、餐飲服務比重大體不變，由原先分別佔1.0%、0.9%、0.4%，平穩或些微增至1.0%、1.0%、0.5%。

政府官員經常把GDP增長掛在嘴邊，以此證明經濟政策有效，殊不知一般人對這些數字根本沒有感覺，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個人收入是否可以提升，以改善生活品質。在香港，金融及保險業養活了6%就業人口，從業員在2018年的工資中位數達2.7萬元，相比之下，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稍高於1.3萬元。如果計入供樓、租金、交通等支出，「低端」行業從業員的可支配收入實際上所餘無幾。

產業結構過於單一的惡果人所共知，政府並非沒有克服這個問題的意識。曾蔭權曾在2009年提出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以及環保「六大優勢產業」，試圖打破僵化的經濟結構，但欠缺一以貫之的決心。對於教育、醫療這兩大香港強項，政府本來可以主動籌謀，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前提下，發展教育、醫療產業，藉此創造高增值職位和增加稅收。可惜當局卻欠缺視野，沒有大力發展上述產業。梁振英上台後，甚至乾脆宣布不再以經濟與產業角度看待這兩個領域，等同自斷優勢。

產業結構改革有很多面向，除了發展自身優勢產業，還可拓展新興產業，包括趕上國際創科大潮，為青年提供更多上流機會，但港府「捉到鹿都唔識脫角」。例如在2011年，美國大型科技企業Google計劃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獲港府歡迎，但在舉行動土儀式後，相關地段卻荒蕪兩年，官方說辭是香港缺乏可擴展的土地以應對急速發展，最終Google轉戰台灣。現在回想，問題並非香港欠缺土地，而是政府沒有魄力覓地—香港有地興建迪士尼樂園，竟然沒有地方建設一個數據中心？

對上十年，香港在經濟民生層面建樹不多，反觀新加坡、深圳等周邊地區卻煥發生機。改變始於認知，香港在「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上的改革能否取得成效，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準確把握自身定位。如果她執迷不悔，繼續「外判」自身在經濟管理上的責任，到頭來只會加劇深層次結構矛盾；相反，如果她願意摒棄「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仿效新加坡、深圳，主動推行改革，制訂適切的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策略，未嘗不能為香港經濟開創新局，繼而帶動民生層面的進步。去舊迎新之際，政府當思如何帶來新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勿讓香港再換來另一個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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