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出租公屋未獲重視 施政報告難孚眾望
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施政報告》多達約六萬字，在多個領域改變了守財奴文化，通過提供資助改變市民對政府的施政認同度。可惜，當中對於基層權益着墨甚少，達100萬的貧窮人口，在洋洋灑灑六萬字中恍如「被消失」。在眾多基本生活品當中，住屋支出最為高昂，林鄭月娥應該大幅增加出租公屋供應數量，更應建立完善制度，減低基層市民的生活成本。
香港幾歷經濟轉型，由工業北移，金融產業崛起，到服務業蓬勃發展並成為支柱，普羅大眾，尤其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都難以從中得益。近年就業旺盛，但工資水平卻落後於生活成本的增加，市民感到沮喪、憤怒，社會看似歌舞昇平，實已陷入動盪邊緣。從林鄭上台以來兩份《施政報告》看來，其政府也許不至於無所作為，但受思維所限，官員對於基層的困境未給予足夠重視。
在香港奉行的放任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保障長期不足，收入分配管理乏善足陳，更未見任何大刀闊斧的福利制度改革，市民的生活負擔無法改善，基層市民毫無脫貧的可能。按去年的數據，在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仍近百萬之多，對於一個發達經濟體來說，貧窮人口長期處於高位，實屬恥辱，政府必須訂立詳細的扶貧計劃，多管齊下，降低生活成本。提供適足的出租公屋，應當是政策起點與重點。
本份《施政報告》最受爭議的是「明日大嶼」項目，市民當然擔憂項目對環境的影響，但不少人更憂慮政府財政會因填海而出現赤字，最終受惠的只會是少數承建商和地產界。雖然這種擔憂可能是過慮了，卻反映了市民對政府實在缺乏信任。出租房屋的興建量直接影響市民切身權益，但林鄭在《施政報告》中完全沒有對此作出承諾，以回應市民切實的住屋需要，市民質疑「明日大嶼」的成效與目的，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些人期望，《施政報告》將公私營房屋比例改為七比三，出租公屋的數量或會增加。但是，近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卻戳破了這個期望，他不但指公營房屋包括居屋、綠置居、首置盤，甚至暗示公屋並不是公營房屋的主要組成部分。首置盤在過去並不屬於公營房屋，官員更曾表明首置盤的供應不影響六四公私營房屋比例。然而，在當局的新定義之下，隨比例改變後增建的公營房屋，至少會有相當一部分是首置上車盤，這就更證明在置業主導的理念下，出租公屋無望大幅增加。讓中產也能購買資助型房屋，是政府應該追求的，在這個意義下，持續改變公私營房屋比例確為善政。但是，由於公私營房屋比例改革後增建的公營房屋不一定是出租公屋，輪候冊上的市民就不可能受惠，這又是《施政報告》的嚴重不足之處。
更有甚者，林鄭未改變以綠置居代替出租公屋的政策，長遠削減了市民享受資助型租住房屋的權利。政府曾多番強調綠置居會帶來所謂的「房屋流轉」，惟政府所言的流轉只屬一次性質，即是綠表住戶搬離後，原有的公屋單位會轉到公屋輪候者的手中。在現行制度下，綠置居轉售後就不再是公營房屋，而是轉變為私營房屋，房價不再具有資助性質。故此，綠置居及其他資助置業性房屋長遠將削減公營房屋供應，削弱基層房屋保障。
香港的經濟結構易受外圍影響，自身經濟結構不合理，政府沒有計劃改變這種分配的不合理性，市民的生活成本將持續上升，這是難以改變的事實，而基層市民是當中最脆弱和受壓迫的一群，政府必須將他們全面納入房屋保障網。以綠置居取代出租公屋是反其道而行，反映官員根本未有認識社會問題的本質。
沉重債務扼殺創造力 莫將置業夢強加市民
另外，政府混淆了市民對置業與安居的追求，錯誤將重心放在置業之上，認為這是回應市民的期望，但無論從個人致富、整體經濟效益而言，以「置業夢」為由削減公共出租房屋，完全忽略安居的意義所在，政策難言合理。
政府常強調，推出綠置居是因應市民的置業需求，但是，它沒有認識到無數置業需求的本質是市民對安居的焦慮。社會普遍認為，市民放棄公屋戶籍改為置業的目的分為兩種：其一，是在經濟能力提升後，期望藉置業改善生活質素，大家普遍認為公營房屋無法提供這個選擇；其二，大眾覺得置業是致富的有效途徑。今年有調查指出，在有意買入資助房屋的公屋戶當中，有近兩成市民希望藉此投資保值，更有不少智庫成員、學者提倡出售公屋，讓市民擁有資產增值的「權利」。
市民擁有置業夢無可厚非。但是，以合理價格租住房屋屬基本權利，其品質亦應該適時提升，政府提供充足出租公屋和合理價格的資助型居屋同屬其基本責任。基於兩者的性質，將部分公營房屋轉變為投資獲利工具，繼而脫離公營房屋供應，是完全不合理的政策，政府不應為部分人的不合理期望提供政策支持。作為管治者，政府必須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因為一部分人的致富追求，改變支撐社會整體效益的政策，是不明智和不負責任的做法。
單從權利角度來看，以綠置居取代公屋，既混淆了資助型出租住屋的政策目標，毫不合理，更扭曲了制度設計的原意，讓市民懷疑政府對弱勢基層的承擔誠意。從經濟發展來看，置業主導也難以帶來好處。林鄭在《施政報告》中指出，資助出售房屋都是目標家庭「買得起」、「供得起」的，供款佔其入息一般不會高於40%。的確，對於首置盤的申請者來說，相對於目前極為嚴重的供款負擔而言，40%的供款或許比較合理。但基本生活開支已佔基層、夾心階層的大部分收入，置業的供款比率對他們來說實屬沉重負擔。年輕家庭背負龐大債務，令他們變得謹小慎微，難有創新、冒險精神，對極需創業支持的這一群人，這種負擔將徹底消滅他們的創業夢。政府應改變房屋市場結構，將市民從債務的捆綁中釋放出來，提升社會的創造與創新能力。
應檢討自由放任政策 抱殘守缺難令民安身
今年8月，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已上升至5.3年，為19年來的新高。基層市民亟待政府施予援手，政府應盡一切方法增加出租公屋供應，並確保其供應量能為基層提供適足保障。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次結構性質必然製造弱勢群體，而香港又是資本主義中的最放任自由經濟體，它的制度缺陷因而最為突顯，經濟縱然持續增長，基層市民卻難以從中受惠。中國政府在經濟高速發展時，無法及時照顧邊遠地區和基層的弱勢群體。對此，中央並沒有採取等待政策，反而強勢通過即時的財政幫扶，平衡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生活差距，降低社會爆發衝突的風險。
不同於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法》列明香港繼續奉行資本主義。但是，資本主義並非鐵板一塊，與其他一些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稍作比較，即可發現香港的社福制度千瘡百孔，亟待改革。社會矛盾久積，終會有爆發的一天，官員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盡快修訂法規，讓富者在取利的過程中不會威脅到普羅大眾的基本權益，並推出扶貧政策，制約基層市民生活成本的上漲，讓他們得以安身安心。官員也必須認識到，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已然走到盡頭，他們應敢於創設適時所需的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深刻改革，而非抱殘守缺。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有決心、敢創新的施政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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