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青年「逼上梁山」　不公義的制度該當何罪？

除了暴力與激進，主張港獨的青年在近幾年更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主張。代表梁天琦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直言，年輕人犯錯，是上一代精英階層只顧貪圖逸樂、推卸爭取民主責任種下惡果。這種說法雖然沒有錯，但顯然有所偏頗。民主當然重要，但香港的社會衝突與政府多年來未能實踐有效管治，未能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亦息息相關。試問，民主國家就沒有社會不公的情況，沒有激進的少數群體嗎？將所有社會問題推卸到這群年輕人身上並不合理，但將責任只說成是社會制度的錯，同樣沒有看到事實的本質。

單就社會責任一環而論，只要「梁天琦們」以言行表示已誠心反思，放棄極端主張，那社會是有道德責任重新接納他們、幫助他們改正。毋庸諱言，除了部分心懷惡毒的人外，不少參與旺角騷亂的青年都是懷着愛護香港、反抗社會不公的初心。只要他們告別激進，應該獲得重新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相對於獨派青年能否「重投」社會，主流青年群體所面對的困難，更值得社會關心。「青年」或「年輕人」在香港已經變成較刻板的概念，社會容易簡單地二分。一邊是像梁天琦這樣走在街頭宣揚反建制思想的激進青年，另一邊是像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般，出身精英階層而親建制的保守青年。但社會實況卻是，絕大部分的青年既非梁天琦，更非劉鳴煒，而只是一群默默地努力，希望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成就一己之福的平凡小市民。

相對於劉鳴煒，梁天琦與主流青年的背景更為貼近；或者應該說，「梁天琦們」多數就是出身於主流青年，因為他們正是最受不公義社會發展所折磨的一群。他們面對的困難是什麼？四字形容，攻守兩難。

青年所希望「攻」的，不過是階級向上流動，可因應時代發展的大趨勢，謀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發展路徑。若社會穩健發展，青年自然會呈現活躍好動的本性與探險精神，善用各種可資利用的社會因素創立一番事業。殘酷的現實卻是，現時年輕人在踏入社會工作初期，要「守」住基本生活條件已困難重重。沉重的負擔令他們朝不保夕，所謂開基創業只是癡人說夢話。更為殘酷的是，青年根本難以倚賴自身力量改變困局。當活躍好動的本性異變成反抗建制的力量，反過來影響社會安穩。

政府無所作為　或釀下輪衝突

針對上述挑戰，港府可做及應做的事十分明顯，一是減負擔，二是增機會。

青年人現時甫進社會，已深受學債與住房兩大枷鎖捆綁。前者較易處理，誠如我們多番指出，港府只要增撥數十億經常教育開支，已可以全免香港所有大學生學費及學債。對坐擁萬億元盈餘的港府而言，這只是為與不為的問題，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相對而言，房屋問題較為嚴峻。長遠計，大量增建公屋及有針對性地提供青年單身公屋單位，是解決青年蝸居、屈居，乃至無居的根本方法。在此之前，政府也應以需求主導為大原則解決青年殷切的住屋需求，為他們提供租金與負擔能力掛鈎的臨時宿舍，緩解燃眉之急。

增機會，就是要為有意創業的青年營造有利環境，為無意創業的提供好工。香港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均由地產及金融業主導，其他領域的企業多少也與地產商有關。以老掉牙的方式談「地產霸權」沒有意義，但被地產發展商牽着鼻子走的發展模式，令租金不斷抬升，提高創業門檻並遏抑創業意欲，使經濟多元化淪為口號、產業空洞化無從變改，則須正視。

經濟單元乏味，令具備不同專業技能的青年難以找到更「筍」的工作，工資因而受限，無從在第一次分配中參與經濟發展成果。要防止青年的「乳酪」被偷走，政府須放棄不干預思維，主動規劃發展不同產業，並提供可負擔的經營空間。激活創業市場、提高專門人才的薪酬後，整體市場工資水平才有望提升。產業政策與較正義的一次分配的關係正在這裏，也是政府應集中精力處理的關鍵環節。

可惜，上述的大、小建議，政府往往都表示難以為之，甚或聽而不聞。這一來是阻撓社會變革的既得利益藩籬確實存在，但歸根究柢，癥結仍在於政府欠缺推動變革的認識與決心。官員以諸如「尊重市場運作」、「現有機制行之有效」藉口，掩飾庸政、懶政、怠政的事實，即使在小項目上也見不到較為顯著的推進，大眾就更難寄望在他們的管治之下，社會可以出現結構性、綜合性的變革。

青年難自救，政府又袖手旁觀，年輕人的憤怨只能一直累積；這一代的「梁天琦們」就是由此而生。情況就像地震帶中的擠壓力累積，在沒有任何方法疏解下，縱使一時三刻不引發震動，但時間一久卻一發而難以收拾；只要板塊結構不變，震後壓力還是會重新累積，然後等待下一波地震。回歸以來的大型示威及衝突，究其底蘊同樣是社會不公不義所造成，也是官員管治失效所造成的一波又一波「地震」。

在2003年的經濟低谷裏，社會各階層均遭殃，青年的聲音不太突出。到「佔領中環」行動時，社會已出現嚴重的貧富與世代矛盾，年輕人尤其受階級流動停滯影響，完全見不到發展前景，這個世代的不滿變成強力火藥庫，直接威脅社會平穩發展。

社會集體自省　才能推動結構轉型

當然，不滿不代表可漠視社會法紀，甚至以暴力手段宣洩情緒，傷害社會各群體之間的信任。就此而言，梁天琦罪有應得。但社會亦需自我反思：令青少年「逼上梁山」、絕望至盲目訴諸暴力手段的不公義制度，及其背後擁有社會政治權力，卻坐視貧苦大眾遭剝削的建制精英，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香港的貧富懸殊與分配嚴重不均，並不單純是蔡維邦口中的七、八十後所造成的，而是早已深植在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制度禍根；它更不單純是蔡維邦口中上一代放棄追求民主自由所導致，而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漠視建設公平正義體制、盲目相信只要爭取選舉就是萬靈丹所造成的。今日，不少涉案的年輕人至少已在法庭上口頭認錯，那享盡多年制度發展不公紅利的精英階層，是否也是時刻有所自省？

擺在面前的事實是，旺角騷亂只是香港不公義社會分配制度所導致的其中一波浪潮，只有根本改革社會分配體制，解決貧富與世代矛盾對立，社會才有機會真正安寧。反之，周期性動盪與衝突只會指日可期；一代的梁天琦看似過去了，但下一代的梁天琦卻在孕育當中。

港府官員也應該明白，現時在他們之上的已不是一個事不關己的殖民地宗主國，而是一個出現問題必定會力求標本兼治的強勢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權利意識已經今非昔比，青年本土運動的崛起就是香港人對自身權利有所覺醒的現象之一。港府官員若繼續希冀含混度日，怕是不可能的，還是應該在反省檢討之後，盡早謀劃改革方略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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