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的士與Uber之爭　突顯政府施政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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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4個的士業社團組成的「反對白牌車大聯盟」，在上周四發動「全港的士大遊行」，當日有大約30架的士到政府總部慢駛示威，組織亦號召全港5,000輛的士掛上黑絲帶及響號30秒聲援，抗議政府縱容Uber違法載客，並指Uber出現後，的士司機收入大減20%。只是，的士業團體疾呼「Uber滾回美國」的訴求並未獲普羅大眾認同，在電台烽煙節目上，不少市民批評的士司機拒載情況嚴重、服務態度惡劣，並且認為這才是的士業經營狀況轉壞的原因。

其實在去年3月，也發生過一次的士「佔中」事件，當時在中區參與罷駛的的士達300架，聲勢較今次抗議更浩大。的士業將矛頭直指Uber、市民則指摘的士服務欠佳的情境，近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彷彿已成香港社會的難解死結。若細心分析，的士服務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真是因為的士司機良莠不齊嗎？

不容否認的是，本港的士業服務水平日趨下降，根據交通諮詢委員會旗下的交通投訴組數據顯示，去年有關的士業服務的投訴多達10,759宗，較2016年增加3.9%，的士司機舉止無禮、濫收車資、駕駛行為不當的情況尤為顯著。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難道全港約四萬名的士司機，天生都是野蠻無禮？為何同樣以接載乘客為業，Uber的服務水平卻看似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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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柢，在於收入問題。眾所周知，本港的士行業的最大得益者是持有的士牌的車主、車行。的士司機只是弱勢群體，他們為了向車主、車行繳交高昂的車租，每天動輒開車十多小時，而在車租、油錢七除八扣之後，不少的士司機每月收入僅萬餘元。的士司機不但工時長、收入低，更要面對日益高昂的樓價物價，生活壓力逼人。倘若的士司機每天過着苦日子，乘客又怎能期望一個「自身難保」的人，能夠時時刻刻笑面迎人？

相比之下，Uber能夠乘勢而上，關鍵是Uber的經營不涉被炒至天價的的士牌價， Uber公司和司機分帳時，讓利空間亦較的士車主、車行更多。Uber司機得享較優厚的收入，工作時間亦較彈性，自然更有條件將心思放在服務方面，甚至購置車齡較新、乘坐體驗更舒適的車輛載客，Uber的整體服務水平自然逐步拋離傳統的士。加上Uber善於運用公關策略，不但以創新科技的外衣包裝約車服務，更把自己描述為受到的士業既得利益者排擠、迂腐官僚無理刁難的受害者，故能贏得更多市民同情。

自由經濟下基層淪輸家

的士業和Uber之間的角力，其實應驗了棟篤笑天王黃子華的「人生三大矛盾」論：「搵食啫，犯法呀？我想㗎？」對的士司機來說，因為這份工作愈來愈難「搵食」，產生了更多如拒載、兜路等可能「犯法」的行為，但的士司機根本身不由己，難有誘因改善服務；而對於Uber司機而言，也是因為「搵食」艱難，要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即使駕駛Uber有「犯法」的風險，不想幹也得幹。的士司機和Uber司機都只是為收入苦惱的基層，卻在扭曲的行業環境下，演成「窮人鬥窮人」局面。

這個現象，正揭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政府對的士業的政策也好，又或其他林林總總的經濟、社會政策也罷，都未有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正正在於市民的收入問題。政府領導階層以至不少社會精英，都誤以為普羅大眾的收入問題都可以在「自由經濟」下放任自流，就算在市場失效，以至如的士市場般，因為投機炒牌而出現嚴重扭曲時，都繼續緊抱原教旨式的「自由經濟」理念，未有出手撥亂反正。這個施政盲點，令整個社會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因而富者愈富；打工仔，特別是從事基層工作的僱員，例如的士司機，就淪為最大輸家，貧者愈貧，社會貧富矛盾亦因而變得愈來愈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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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何提升民眾收入，是全球不少政府的施政重心，甚至是整個國計民生發展的中心思想。最為港人熟悉的是，中國內地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00年中共十五大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至去年中共十九大提出，2035年後至21世紀中葉要建成「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在反映，千方百計創造更多優質工作機會、提升民眾收入是國家大政方針的重中之重，一系列經濟、社會政策構思，皆是圍繞這個重大命題而策劃及推行，提升人民收入亦是成就中國內地經濟奇蹟的根本。

就業問題才是核心議題

思考如何為人民創造好工作、提升收入，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物。正如2016年美國大選，無論是民主黨的希拉里，又或後來成為白宮主人的共和黨特朗普，都不斷圍繞着美國人民的就業、收入問題比併政綱，分別只是希拉里傾向以貿易自由化、提高最低工資等方式實現目標，而特朗普則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向富人減稅並透過「滴漏效應」惠及基層，姑勿論這些政策構想是否奏效，卻顯示崇尚資本主義的美國重視人民的就業問題、收入問題。這亦是一個跨越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核心議題，「J-O-B-S」這四個英文字母，在近代的美國大選中未曾缺席，任何一個從政者都必須拿出答案，分別只在於手段上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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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的香港政府，不但在的士業的政策上，迴避了的士司機收入嚴重偏低、的士業利益分配不公的根本矛盾，一直在的士電召程式這些旁枝末節上不斷打轉。以至於在其他政策領域，也存在相同的盲點，例如面對巴士意外不斷、巴士車長嚴重流失，政府充其量只是在工時規管上稍作小修小補，但對巴士公司，特別是受政府規管的專營巴士員工的不合理待遇問題，至今未有認真觸及。又如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工潮，也顯示政府多年來只懂外判工作減省成本，懶理外判工人受盡資方不公平對待，甚至壓榨血汗錢；甚至如預算案中提出500億元的創科投資大計，在基建投資和向各式各樣基金注資之後，這500億元的投資可以為香港帶來多少工作機會，可以為市民的收入帶來怎樣的效益，卻不甚了了。當一眾安坐添馬政府總部、高薪厚祿的政治領袖，也無法說明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惠及市民，又教港人怎會對未來有希望？

因此，無論是面對的士業問題，又或不少正困擾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一份合理收入的好工往往是一個必須正視的根本結構挑戰。假如香港人人都有愜意的居住空間、收入理想的好工，社會自然和諧穩定，誰會笨得砸爛自己的飯碗？香港的官老爺們，仍然覺得諸般社會問題千頭萬緒、無從入手嗎？笨蛋！問題就是在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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