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修改議事規則　難解拉布背後深層矛盾

建制派一直對修改《規則》虎視眈眈，法庭取消六名議員的資格後，泛民主派在議會的直選組別議席不再過半，未能繼續在大會分組點票阻礙決策，建制派終於找到成功修改《規則》的機會。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某個派別在議會處於劣勢，就無可避免使用這種政治抗爭手段，阻撓議會運作，以求達到自己的目的。

1999年，政府決意廢除臨時市政局、臨時區域市政局，但議會內的建制派議員人數不足以通過議案，於是，他們不斷發言，拖延表決時間，等候其他議員回到議會投票。當時的民建聯議員劉江華曾言：「『拉布戰』是什麼？便是策略。」更表示：「在一個議會來說，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既然如此，策略可以是你的，也就可以是別人的。泛民議員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為什麼建制今天卻要費盡全力將這種「完全可以接受的策略」捆綁住，它同樣是要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根本沒有什麼「正當性」可言。

誠然，部分泛民主派議員事事拉布，阻緩議案通過，製造流會，惹人反感。然而，若然建制議員安坐其位，參與會議，加上主席緊握剪布大權，可以中止議員討論，直接進入表決程序，甚至整合議員的修訂案，拉布的影響並非不可控制。

在建制派提出修改《規則》後，泛民主派不甘示弱，郭榮鏗、陳志全等九名議員在上10月19日主動對《規則》提出34個修正案，以圖將議案拖延至下年補選，防止建制派的修正案在泛民直選議席不過半時進入表決程序。不少人曾經以為梁振英不再連任可以改變議會生態，現在看來，香港社會將繼續付出高昂代價，甚至就算這樣，也無法改變由於制度設計而讓立法會陷入的結構性困局。

否定少數派議員拉布的權利，抑或盡情使用拉布以求達到自己的議政目的，都是議會攻防戰的政治手段；不論是建制派將「否定拉布」正當化，抑或泛民將「抵制修改」訴之於悲情，都是政治的招數。但是如果立法會變成議員操弄政治的場所，甚至淪為建制與泛民兩派議員互相攻訐的場所，對於追求生活安定，社會發展的升斗市民，情況絕不理想。

制度缺陷　無法履行議事職責

香港面對的議會拉布鬧劇，根本原因是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在兩方面存在缺陷，以致反對派議員除了拉布、阻撓政府有效施政之外，基本上無法履行自己的議事職責。

首先，香港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從結構設計上只會逐步將議會關係兩極化，原因是泛民雖然在地區直選中獲得超過半數選票，但由於功能組別選舉設計嚴重傾斜於建制參選人，結果是泛民主派在議會裏並不擁有相應數目的議席，只要是大會一起投票，泛民根本沒有機會影響立法或政策議程。如果情況持續，而社會矛盾沒有緩解，獲得選票充權的泛民議員就只會通過選票之外的手段報答市民的信任，他們不可能坐以待斃，甘願做政治花瓶，因為這種做法只會讓自己在下次選舉中被淘汰。在議會濫用拉布權的梁國雄，在社會運動中表現激烈的朱凱廸都曾經是高票當選的議員，加上越發激進的參選人在過去幾屆立法會選舉中勝出，就更能反映這種政治格局逐步變成常態。試問，就算是建制派成功修改《規則》，泛民主派能安然接受嗎？他們只會尋找其他手段，繼續癱瘓議會。

其次，立法會的議事規則讓功能組別在關鍵議題擁有否決權，議會內地區直選組別佔多數的泛民主派無法影響議程。如果泛民要提出私人議案，沒有政府同意，根本做不到，他們無法為自己選民爭取權益，甚至無法有效表達所屬選區的意見。政府自恃香港是行政主導體制，以為政府政策有建制派護航，就可以肆意妄為，在梁振英執政時期，他更當泛民議員「無到」，結果是建制派議員被當作舉手機器，立法會異化為橡皮圖章，議會內兩個派別之間僅存的一絲尊重被徹底消磨掉，香港政治制度一直企圖化解的矛盾亦全面表象化。政府如果在考慮政策時有效吸納泛民意見，相互尊重，讓他們對選民有交代，市民的生活需要不至於在議會內被徹底忽略，情況或許不至於發展到如斯惡劣的地步。

制度缺陷讓議會生態扭曲至此，而政府只知道粗暴應對，根本缺乏對事態的認識和對問題本質的掌握，建制與泛民兩個派別之間無法溝通，只能通過議會內的政治計算，用票數說話，甚至淪落到借用相關規程的各種縫隙來擊倒對方。這一次修改《規則》就是這種政治計算的一種新階段和新形式，它不可能真正改變議會生態。如果修改成功，或許建制派能獲得一時方便，但也會迫使泛民尋找其他方式或場域來回應；過去幾年泛民拉布看似成功達到政治目的，癱瘓議會，滿足了某些群體的激進要求，但這種「成功」就迫使建制派推動今次修改，甚至讓不少市民認同修改有着某程度的「正當性」。大家熟悉的宣誓風波，同樣是一場政治秀逐漸演變成兒戲的政治鬧劇，最後被港獨議員利用，觸碰底線，令中央政府有了釋法的理據，連帶取消其他議員的資格。

然而，將香港的議會問題只是認定為政制設計缺陷也許只是認識到事實的一半。不少國家的議會在制度設計上就不符合香港泛民議員對民主的定義，但不見得這些社會發生不穩，或者民間的怨言會像香港一樣如此旺盛，原因是這些政府都在經濟發展和民生安排上滿足了大多數人的要求。如果香港政府認識到這裏所包容的想像，應該認真理解行政主導體制要成功的前提條件，也就是保證社會施政效率，以及促使民生得到最大保障。將行政主導簡單理解為權力安排，因而傲慢地處理社會資源分配，甚至蔑視不同階層利益，就會將制度缺陷所可能產生的惡果無限放大，各種力量的交匯就會將香港折騰到天翻地覆。

香港繼續推動政制改革是徹底改變困局的有效方法，但要在短時間內重啟政改根本不切實際。中央政府因應香港這幾年情況的轉變，已經調整香港事務的排序，認為必須從最根本的地方着手，全面確立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只有當相互之間重新建立基本信任，更廣泛的政制改革才可能發生。

改善關係　減少建制與泛民衝突

在政治制度無法改變之前，解決議會衝突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政府首先改變自己對議會的態度，其中最重要就是重新定位自己與泛民主派之間的關係，這一點林鄭月娥已經認識到，相信她能夠與泛民建立具善意的工作關係。這並非說政府要故意討好泛民主派。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應該謙卑傾聽民意，既然泛民確實獲得超過半數市民的支持，代表香港的主流，政府就應該認真思考他們的政策建議。林鄭月娥上任初期在教育領域與泛民的合作就是成功例子，如果同類情況繼續出現，相信就算政制改革一段時間內無法推動，也能夠減少建制與泛民的衝突。

對於泛民主派議員，特別是通過直選進入議會的議員，或許民主自由是凝聚選票的口號，但選民最能夠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和民生政策。如果這兩方面發生矛盾，選民大多數會對後者更為在意。過去幾年，大多數市民認為拉布策略被濫用，拉布已經觸動了市民的民生利益，就算拉布能夠彰顯制度不公，選民也已經感覺到厭倦。既然這一屆特首釋放出善意，泛民主派或許應該調整策略，不要繼續用拉布作為議會抗爭的唯一手法。

回想幾十年前，香港的社會運動都是發生在街頭，今天，不論政制是否合理，議會已經成為社會改革的主場，泛民議員不應該輕言放過，甚至重返街頭。議會不是用作意識形態爭論的場所，更不應該成為各個派別的政治角力場，它是作為民意代表就社會施政進行辯論和決策的地方，是議員回應市民需要的平台。既然如此，政治算計應該盡量減少，鬥爭應該局限在如何為自己的選民爭取最大利益，而不是在那裏鈎心鬥角，爾虞我詐，浪費資源。

作為建制派，如果繼續用自己的議會優勢，迴避社會責任，甘於扮演政府的橡皮圖章，只會讓自己在議會路上愈走愈窄。這一次修改規則就是再次突顯自己的黔驢技窮，希望通過偷襲成功，技術性擊倒對手。最後是否能真正做到，答案並不會在一次攻防戰上找到。或許建制派要為此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更可能有一天後悔這一次的修改，政治如流水，正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香港政治早已超越了立法會之內修改議事規則層次的攻防戰，關鍵的問題是大家如何認識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的思維。建制與泛民的關係，就是議會之內執政與反對派之間的相互制衡，它本來就隱含一種對矛盾的管理，如同「一國兩制」，不論是兩派之間或兩制之間，如果不存在結構性差異，就根本不需要這種制度設計。矛盾或差異最大的激化劑就是雙方之間缺乏理解，盲目用力，將平衡扭曲。濫用拉布或者偷襲修改規則，都是對這種對立統一的挑戰，就是破壞了大家對脆弱平衡的維護。

就像存在於中央與泛民關係中的另一層脆弱平衡：泛民認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社會，提倡港獨的人有他的言論自由，泛民主派雖不認同港獨立場，但必須對此尊重；中央政府認為泛民不尊重「一國」，甚至曲解中央在港應有的權力，誤導市民，製造社會矛盾，因此要明確提出「全面管治權」及說明如果沒有「全面管治權」，何來「高度自治」。結果就是泛民主派認為中央霸道，中央政府認為泛民任性，甚至懷疑部分泛民主派的所謂「內部自決」就是變相的港獨。中央政府不理解泛民主派議員對自由的堅持，香港社會一些人不理解「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之間的辯證關係，只將其理解為中央態度更趨強硬，這都是香港面對的危險。如何展現開放，認真認識對方的關注和核心訴求，才是化解矛盾之道。它既是中央與香港之間需要的態度，亦是議會內建制與泛民化解矛盾的必經之道，更是政府徹底修補社會撕裂、重建社會互信的唯一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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