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擺脫鬥爭思維 王志民應「求大同存大異」
國務院日前公布，原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在中港矛盾仍然尖銳的今天，香港社會普遍擔憂「西環治港」，對這位新領導者尤感關注。王志民曾經長期在前香港新華社及中聯辦任職，對香港並不陌生，特別從後過渡期以至近年社會民情變化，都應該深有認識。我們希望王志民上任後，能帶領中聯辦結束過往一段時間以鬥爭為綱的治港手法，準確認識中央治港政策的底線思維和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期間提出的「求大同、存大異」；完整理解和發揮「聯絡」職能，扭轉過往中聯辦執行中央對港政策時過於教條，從而忽略了「統戰」在「聯絡」職能的核心作用的錯誤，重建香港社會對中央依法治港政策的積極認識，為維護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和促進香港問題的徹底解决，以及為這個城市的未來發展發揮積極影響，配合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港府管治團隊，開創香港政治的新局面。
從王志民的經歷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適合承擔這一任務。
王志民是在福建開始他的官場生涯。坊間有些分析指，王志民是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的舊部，甚至形容他為「習家軍」。我們無意細究這種「分析」的可靠程度，但如果他真有這種經歷，能夠全面掌握習近平的治港理念，讓香港和中央之間在傳統官僚體系以外又多了一條溝通渠道，當然是一件好事。
王志民基層出身，在1985至1992年間曾任福建省委辦公廳的主任科員和處長，1998年再次出任廈門市長助理，及後出任福建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兼黨組書記，長時間擔任處級、副局級、局級幹部。相比起長期在中央機關任職的學者型官員張曉明，王志民的基層工作歷練相當紮實，面對棘手問題時應更能淡定應對。而香港中聯辦主任作為中央對港事務前線執行機關的具體「聯絡人」，由具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王志民擔任，是恰當的人選。
王志民的另一優勢是熟悉香港事務。他在30多年的從政經歷中，差不多有17年都在港澳系統工作，其中15年更是直接在香港任職。在1992年至1998年間，王志民已經官至前新華社副局級官員；2006年再次被調派到香港中聯辦，更在2009年至2015年間升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在這段時間，他曾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有過不少來往，據說兩人在當時有着良好的溝通與配合。有理由相信，王志民與林鄭二人熟悉又陌生的「合作經驗」，有利他們更好地區分各自的角色。
不少熟悉王志民的香港人，都認為他是從善如流的官員；雖然原則性很強，但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容易溝通，願意與年輕人對話。但是在港獨這一事涉國家認同和憲制秩序的問題上，他的立場明確而堅定。
在政治智慧和手腕上，不同人的「聯絡人」會有不同表現。譬如，早前颱風天鴿吹襲澳門，導致澳門市面滿目瘡痍，王志民就及時建議澳門政府提請中央派解放軍駐澳部隊參與救災，希望澳門當時因天災而產生的亂象能夠盡早改善，避免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同時也拉近澳人和駐軍的心理距離。事實證明，這一舉措也達到了上述目的。
香港和澳門的社會狀況不同，矛盾複雜好多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理澳門的經驗和治理香港並無二致，都需要政治智慧，以及靈活而非僵化的方式應對。就好像各種地方上的社會衝突或矛盾，香港社會撕裂的問題絕不能以粗疏的敵我矛盾來定義，鬥爭更不是解決這種矛盾的有效方法。將香港的非建制派粗暴地定義為反對派，甚至將其指摘為逢中必反、港獨同情者，更極端地將其誣陷為港獨份子，都應該算是違反一國兩制和中央治港的精神。
香港政治光譜中絕大部分非建制派從政者都是中央眼中愛國愛港的香港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堅定的民主回歸派，即是習近平七一訪港期間所說的中央願意溝通的那一群，又或是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所描述的「建制」的一部分。既然如此，為什麼香港中聯辦在過去多年都沒有與泛民主派建立溝通，就算是港澳辦的副部級官員都能夠與非建制派積極進行溝通，中聯辦卻沒有根據習近平的要求建立與他們的交往，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就算是在七一之後，中聯辦都沒有改變，溫和民主派至今都被中聯辦視為可以置之不理的政治對手。這種將非建制派定性為鬥爭對象的歷史實在太長，在梁振英出任特首和張曉明出任中聯辦主任期間更達到極致的地步，雖然前者應該負最大的責任，但中聯辦在執行中央政策過程中缺乏正確的政治和大局認識，應該也是情況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與習近平提出的「求大同、存大異」觀點直接牴觸。
中聯辦的首要任務是「聯絡」：這不是一般的飲飲茶、吃吃飯，而是極具政治意義的「聯絡」，甚至應該是中共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工作的一國兩制版本。這項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通過「聯絡」的政治效果，協助香港政府有效管治香港，執行中央政府的治港政策，還應該包括鞏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和《基本法》在香港的有效落實。這既是「聯絡」的工作，也定義了「聯絡」的邊界。既然如此，中聯辦的工作應該側重於化解問題，掃除障礙，特別是政治方面的問題和障礙，通過這些工作協助香港政府施政，而不是鼓勵鬥爭，縱容衝突。
勿將一切問題歸咎港獨
香港的港獨議題是社會撕裂的結果，不是原因，將香港的問題歸咎於港獨，甚至錯誤認識泛民與港獨的關係，將港獨在香港的影響力過度渲染，都無法正確認識香港的現狀。只要反思在港獨成為社會議題之前，香港政治已經產生撕裂，就可以明白它們的因果關係。港獨是撕裂不斷深化的直接產物，港獨問題必須嚴肅對待，絕對不能任由其發展，以免將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但將香港各種問題都扯上港獨議題來處理，給所有看不順眼的人都貼上港獨標籤，或者是把作為治港工作底線的「反港獨」錯誤定義為治港工作的中心，只會讓問題惡化，社會撕裂更為嚴重，港獨思潮更容易找到土壤。
如果繼續用中共的三大法寶來說明，統一戰線的工作必然會與「鬥爭」結合，也就是說既要掌握如何用「鬥爭」以求保證打擊港獨的勝利，更要注意為勝利的最終實現創造共贏與協作的氛圍，後者依賴的就是「統一戰線」的有效執行。中聯辦以往就是在「統一戰線」的工作上低估了其重要性，以及忽略了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聯絡辦公室就是這種「統一戰線」工作的責任部門。如果只知道用一條腿走路，以強硬的手法來堅守所謂的政治底線，卻不知道如何與更廣泛的群體進行溝通，只會在兩方面都完不成中央賦予的任務。
這就牽涉到中共三大法寶的最後一部分——「黨建」。「黨建」在這裏是指中聯辦必須建立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的政治觀和大局觀，為有效執行自己的職能，完善自己的職能體系和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提供政治和理論基礎。香港中聯辦是否能準確認識一國兩制的時代和實踐意義，答案並不是必然的。事實上，從過去20多年的經歷看來，或許他們與大多數香港市民一樣，依然是在實踐中逐步加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習近平強調「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念，這種道理應用在香港就是「依法治港」。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其治理結構的制度性設計，賦予了司法相對獨立地超然於行政的地位，和內地社會的政治主導不同，大部分香港人已經接受了西方司法和政治倫理，對政治及政府的誠意和管治能力常常抱着懷疑的態度，但對法律卻普遍服膺，更加願意接受以法治的方式來處理問題，特別是極具政治爭議性的時刻。以往中央政府負責香港工作的團隊就是未能認識香港社會的這一特質，總是單從政治角度看待香港議題，今後更應該用法律和制度來認識。
今天香港的現實是，客觀環境讓一種博弈文化主導着中央和香港的各種政治關係，這不是只針對泛民與中央的關係，建制力量與中央的關係同樣如此，甚至說，在建制之內和建制與政府之間，博弈依然是關係的主要性質，很多時候，這種博弈文化就是鬥爭成為主流的前奏。這對香港的有效發展和管治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大家還記得，當年鄧小平就是將「以階級鬥爭為綱」改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香港可以用當年的經驗來反思今天的困局，可能會提升自己的認識。
依法治港 讓撕裂成過去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連國內的治理工作也要重新構建在「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之上，香港就更要將這種政治鬥爭式的社會關係，轉變為「依法治港、依《基本法》治港」的結構上來。如果用這個角度來審視，通過釋法重新建立各種政治力量對香港政治體制的尊重，並非最佳選擇，但也不失為有效的方式；如果需要，將如何定義港獨的工作擺放到法律程序上，讓社會不再在什麼是言論自由和港獨是否違反《基本法》這兩個鐘擺的兩端之上糾纏，可能會有效將社會的精神投放到更有用的領域上發揮。通過法律解決問題，總比在街頭和通過衝突來解決好。
香港必須將前一段歷史翻過去，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以來，大家有了一些和諧的感覺，至少可以就一些社會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有意義的辯論，而不是在那裏蹉跎歲月。大家雖然有了希望，卻依然無法消除對前景的焦慮。這一次中聯辦負責人的更換，希望能夠貫徹習近平「求大同、存大異」的治港理念，在具體和全面的問題上，徹底讓香港撕裂的經驗成為過去，讓香港能夠繼續在一國兩制的成長過程中回歸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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