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反國教」五年反思　國民教育不應是碰不得的禁忌

發生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香港新一代社運發展的重要分水嶺，當時不少社會人士曾經認為反國教運動已取得「成功」，但五年後的今天，隨着領導反國教運動的黃之鋒等年輕社運人士被判監禁，社運似乎又回到原點。然而，歷史經驗從來不會是白費的，或許在每一個階段的某個節點上進行反思，就是這種經驗總結的絕好機會。

事實上，當年的反國教運動並沒有改變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意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接受傳媒訪問，亦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也一定要想辦法加強香港年輕下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而另一方面，反國教的社會群體到底是反對什麼， 一直沒有妥善澄清。或許經過五年的沉澱，香港可以重新反思，反國教曾經反對的是什麼？

當年觸發反國教運動的其中一個導火線，是一份由教育局資助、向全港中小學派發的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內容偏頗，例如形容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遭不少人認為其內容對中共盲目地歌功頌德，儼如向學生洗腦。由於這份教材是教聯會屬下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當曾任教聯會副主席的蔡若蓮被委任為教育局副局長時，還因此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激烈反對。造成這個局面，正因五年前政府以官僚思維處理國民教育議題，把內地的一套硬生生地搬到香港。例如在教聯會的參考教材中，不少內容都是將內地資料照搬過來，自然與香港社會實際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尤其內地的國民教育，確實較為偏重諸如「看見國旗會肅然起敬」等情感灌輸，香港教育則強調客觀分析與理性批判；更重要是，內地的國民教育強調政治社會發展的優越性，包括政府的權威性，但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將公民權利置於政府權威之上，批判政府近年更成為社會公認的政治正確；因此教育官僚將內地的國民教育方式生硬地搬到香港，自然顯得極其突兀，開辦國教科向學子「洗腦」的說法更是水洗也不清。

結果是不少市民以至政府，都傾向避免討論如何處理國民教育。但是，香港社會實在不應、也無法繞過這個議題。一方面，在原則上，相信香港沒有多少人反對學校需要有「國民教育」，因為香港回歸已經20年，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客觀的事實，即使香港的課程體制早已包含公民教育，但國民教育作為其中重要一環，學生透過課堂學習和認識自己的國家，本來就與透過課堂建立公民身份的公民教育有別，也不見得會有人認為認識自己的國家是錯誤。而且從較為功利的角度看，中國內地作為香港發展的腹地，兩地互動日趨緊密，透過國民教育幫助學生增進對國家的了解，也是一個關係到「前/錢途」的現實問題。就算是近年新興的「本土」勢力，除非他們是「港獨」，不然就更有必要通過區隔「中國」來定義什麼是「本土」。

要反的非國教本身  而是反偏頗洗腦

可以想像，當年反國教「反」的不應該是國民教育本身，而是反對偏頗的、試圖對年輕學子「洗腦」的所謂國民教育。當時教聯會的教材確實證明了大眾憂慮的可信性，成為觸發反國教民情爆發的直接原因。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既因為內地和香港對國民教育認識的差異，更重要就是為官懶政所致。香港經歷了百多年的港英殖民統治，本來就沒有國民教育這一回事，直至回歸之後，國民教育放進了政府教育改革的議事日程，但由於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嶄新事物，對於教育官僚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照一些相類似的經驗——也就是根據內地的一套，依樣畫葫蘆地照搬過來，這是典型的貪快貪方便的懶政思維，固然需要大力批評。更重要的，就是到底有沒有官員將國民教育當作一種政治表忠、甚至拍馬屁的工具，才導致這項教育政策偏離專業，弄得一團糟？

無論如何，香港社會在這五年來，仍不時因國教問題神經緊繃，甚至出現近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憂慮，其所影響的不單是國民教育這個議題，而是將中港文化差異激化為兩地之間結構性矛盾的最實在寫照。一方面大家都在迴避問題，另一方面因為缺乏認識產生更大衝突，造成惡性循環，最後由所有香港人背負巨大和持續的代價，而且後果將由幾代人承擔。不論國教也好，以至其他攸關中港關係的問題也好，扮鴕鳥並不應是香港的選擇，直面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經過了佔中、旺角騷亂、宣誓風波，到近期年輕社運人士被判入獄等，社會應該看到不斷迴避根本問題、只用抗爭衝突來繞過問題是要付出代價的，最近被判處重刑的年輕人顯然承擔了本應由整個社會承擔的罪過，或許現在是時候靜心來反思問題，特別是自詡是精英的社會領導階層，當反國教運動成為過去，抗爭激情隨歲月和挫敗而慢慢沉澱，如何較五年前更平和、冷靜地重新分析國民教育爭議的本質，思考一個更加恰當的解決方法？

由此可見，國民教育的問題並不是應不應該開辦，而是如何辦好一個既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也能夠了解國情的國民教育，亦即是讓香港的學子全面認識中國，而不是片面歌頌中共的國民教育。當中，有三方面必須讓香港的新一代有更全面的認識。

其一，認識中國。這裏說的不只是認識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而是作為中國人如何認識中國在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的角色，以及它在世界政治和發展中的作用。過往不少人認為中國的發展路徑令人難以理解，甚至覺得不可思議，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外界往往以西方的發展歷程，分析中國的現況與將來，得出中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的結論。但現實是，中國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無關重要的邊陲國家，這些年它建立了一個直接影響世界發展的強國。香港曾經認為自己能夠比肩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會，認為已經「和世界接軌」，但新一代香港人必須重新認識和學會與中國打交道，因為以後通往世界的路可能就在內地。

因此，國民教育要認識中國，不但是全面認識國家的現況，明白其優劣強弱所在，了解中國到底處於怎樣的一個發展水平，更重要是認識中國與西方在發展模式上的差異，在這種發展思路之下，中國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而這種發展模式，對香港是否有參考價值？香港人作為中國國民，要以什麼態度看待、以至參與它的發展？就好像當年一些香港人不屑於新加坡的發展模式，認為香港的制度更優勝，但事實上新加坡各方面的發展都比香港成功，對於這種錯誤判斷，香港不應再次在中國的高速發展進程中發生。

其二，認識中國憲法。或許有人認為中國的憲法只是一件「裝飾品」，認識中國憲法又有何用？的確，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特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一段無法無天的日子，就算是改革開放之後，時至今日，有法不依的情況仍禁之未絕。但是，香港人同樣應該了解到，中國內地在過去幾年發生了不少變化，特別是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後，強調要維護憲法權威，而憲法的權威則在於實施，其後無論是平反一系列冤假錯案、改革內地的司法架構，讓其擺脫地方行政部門的管轄，以至確立包括國家主席、總理在內的國家公職人員要宣誓忠於憲法，都反映着中國內地的改變，即使改變仍遠未足夠，但它的確在發生之中。更何況認識憲法並不是要盲目認同中國的法治狀況，獨立思考和批判的態度是這種認識的根本意思。

香港人認識中國憲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香港的《基本法》正正是根據中國憲法而來，因此，若要對一國兩制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就必須認識中國憲法，才會有一個牢固的知識基礎，更清晰地了解彼此之間的權利、權力、義務。就如人大釋法會否衝擊一國兩制、高鐵一地兩檢是否符合《基本法》等，對於這些當前香港所遇到的問題，都要從認識中國憲法開始，從而找出答案。

其三，認識中國共產黨。在這三方面之中，最敏感的應該是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其執政地位更是由憲法確立，一個全面的國民教育，根本不可能繞過認識中共的問題。但在香港，不少建制中人會以阿諛奉承的心態，只強調中共的成就與正面形象，完全不去碰觸中共曾經犯下的錯誤；同時，亦會有人以敵視的態度全盤否定其政治合法性和所有國家治理措施，完全不去探討中共為什麼能夠成功建立新中國，為什麼經過連番錯失之後，仍能重建中國經濟發展，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其實兩種看法都流於偏頗。

中共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政黨、黨員接近9,000萬人，不可能不犯任何過錯，就如《香港01》多番強調，在六四事件，以至劉曉波事件之上，中共都必須面對自己的過錯；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中共如一些人所說般一無是處，甚至是一個視人民為草芥的獨裁暴政，又如何解釋中國正日益提升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乃至國際地位？

以坦白的態度討論中共的功過

故此，認識中共的關鍵，在於要以坦坦白白的態度，將其功績與過失攤開來討論甚至作出批判，特別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教育官僚不應視之為碰不得的政治禁忌，除非官員自己對一國兩制也沒有信心。官員必須明白，在當前社會環境下，就算學校內接觸不了這些資訊，年輕學子也會從其他渠道接收這些訊息，與其採取鴕鳥政策、封口不提，不如更大方地、更有條理地在課堂講解討論，才是真正實事求是之舉。

國民教育問題纏擾香港社會多年，既為社會徒添難以驅散的政治陰霾，更令不少家長擔驚受怕，生怕子女遭到「洗腦」，實屬無謂。但正如前文所述，香港無法避免要對中國進行深刻認識的現實，因為香港的未來不論是走融合之道，還是要獨善其身與內地隔絕，都無法不去認識自己的「對手」。而只有辦好國民教育，令香港新一代對中國有更深刻、全面的認識，才能知己知彼，特別是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通過認識中國、學會和中國打交道，讓香港真正成為世界與中國的接觸點，從而提升自己的世界地位，或許也是香港的出路。香港社會與其無日無之地為國教問題煩擾下去，不如就趁着反國教運動的五周年，好好地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集思廣益構建出一個獲社會廣泛接受、家長普遍認同、廣大學子得益，適用於香港實際環境的國民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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