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廿一世紀的註腳

特朗普八年前第一次當選，結果不只出乎我們意料，也非美國以及國際媒體所能估及。當時我們如此評論：「任何的人與制度都會生病，民主也會生病……這世界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制度須隨時代文化而調整；否則，昔日的優良制度反容易偏離正軌。」

四年之後特朗普競逐連任失敗，民主黨老牌政客拜登取而代之，美國民主似乎充滿韌性，一切好像要重返正軌。縱然國會山莊的騷亂意味美國還未病好，但同時意味特朗普反民主和暴力的真面目表露無遺。更多人關注的是他會否面臨牢獄之災，而不是四年後會否捲土重來。特朗普預告的紅潮最終沒有出現在中期選舉，共和黨人其時思考後特朗普時代的領袖誰屬。

最終一場「估領袖」遊戲毋庸發生，真正充滿韌性的是特朗普而非美國民主。又或者美國的民主並沒有生病，也非偏離正軌，特朗普再次當選才應該被視為常態。一次勝選可以說是黑天鵝，兩次勝選還能算為偶然嗎？四年前拜登之所以能夠打敗特朗普，是不是他才應該感到僥倖，能夠趁着疫情下混亂百出乘虛而入？八年三場大選，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亞利桑那、威斯康辛和內華達五個搖擺州的得票率一次比一次高，誰都沒有理由錯把灰犀牛當黑天鵝。

美國知識份子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社交媒體上說「現在沒有人應該抱有任何幻想」，仿佛意味着在特朗普再次當選之前，她——以及其讀者和追隨者——原來只是活在幻想之中，而明明這幾年來透過《民主的黃昏》和《獨裁公司》兩本暢銷書，阿普爾鮑姆一直在啟蒙美國社會民主的真諦。同樣熱衷扮演先知的耶魯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由《暴政》、《到不自由之路》寫到《論自由》，在今場大選結果出來之前還在預告特朗普會如何不認帳，如何撒謊。當看見民眾一票又一票投給特朗普的時候，他只能宣布自己轉投社交媒體Bluesky的懷抱。好像遠離前稱Twitter的X， 一切就會回復正常——他定義的正常。

美國精英失語　傳媒自言自語

由知識份子、歷史學家到政治學家，只要是反對特朗普、支持賀錦麗的，在大選之後幾乎全都失語。就算是事後孔明，都沒有人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難道民主黨不知道美國去工業化、貿易全球化的遺禍？不曉得中年白人男性、鐵鏽帶、郊區選民的處境和心理？拜登再老、賀錦麗再笨，都明白克林頓那句「問題在經濟」的意思為何，所以這四年才會高舉「美國製造」的旗幟，推出《建設美國、購買美國貨法案》、 《晶片和科學法案》和《降低通脹法案》。

克魯曼（Paul Krugman）整天到晚都在闡明民主黨為什麼較特朗普更能改善美國人的經濟狀況，但選民顯然認為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並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上個月剛得獎的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一方面認為拜登政府已經開始為工人帶來回報，另一方面卻又歸咎於民主黨無法贏回他們的支持，令人無法理解他到底想說什麼。

或許問題沒有那麼複雜。他們不會不知道拜登和特朗普的辯論直播在YouTube觀看次數只是1200萬，賀錦麗和特朗普的是1500萬，但羅根（Joe Rogan）在大選前訪問特朗普的點擊率是5000萬次，訪問萬斯和馬斯克也各有1700萬次。當賀錦麗拒絕上羅根節目受訪，當政治精英仍然在翻着《紐約時報》來了解社會，而這份報章在大選後只能以「美國作出了危險的選擇」為社評的時候，他們注定了不會掌握普羅大眾的想法。

另一份大報章《華盛頓郵報》在特朗普八年前第一次勝選之後加上「民主在黑暗中死亡」的招牌，任誰都知道這次破例不為賀錦麗背書是因為貝索斯不願得失未來總統特朗普。但他的詭辯即使是七分假，還是有三分真——傳媒並沒有得到社會的信任；背書不會改變選民的意向；報章只與精英對話，甚至是自言自語。

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

卡特、克林頓和小布殊對於當下美國必然感到陌生，就連奧巴馬，他當選的十六年前跟現在亦已相去甚遠。當年多少人是在電話上見證奧巴馬成為首位黑人總統？而現在又有誰不是在電話上收到最新消息？智能電話和3G技術大約自那時候起開始普及，然後Facebook和Instagram先後在2012年和2018年達到十億活躍用戶。既然每個人也擁有話語權，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意見領袖，何以民主黨和幾份大報會自以為仍然能夠主宰大眾輿論？當八年前杰布布殊和卡西奇輕易給特朗普除掉，他們就應該意識到美國大選自此不再關乎藍驢子抑或紅大象。特朗普即使用獨立身份甚至是民主黨名義出戰，還不是一樣會擄獲人心嗎？要不是馬斯克出生於南非而非美國本土，四年後由他來當選總統，也沒有人會感到一絲意外。

馬斯克的百萬大抽獎令選舉賭盤相形見絀，民主燈塔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現在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更像是一場遊戲，難為了CNN和ABC還能正經八百地舉辦候選人辯論。這不是要怪馬斯克，也不是說特朗普的錯，而是既然工資漲不上去，飯碗要給其他國家搶走，新移民又會帶來不安感，何不趕上「特朗普交易」的快車，藉着特斯拉的股價飆升賺個一萬幾千？一方面投票給賀錦麗，另一方面押注TSLA，可以內心沒有任何違和感。

八年來三場大選，我們看到不只是美國的變化，更是世界的變化。由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到法國黃背心運動，以至是香港被新加坡和深圳迎頭趕上，TikTok席捲全球，世界進入電動車時代，莫不是這股變化的表徵之一。同一時間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化解過剩產能，講求高質量發展，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它們看似互不相關，卻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新自由主義的局限，資本邏輯的結果。在歷史被宣告終結的九十年代初，正是現在我們所經歷這股變化之濫觴。

蘇聯解體不但結束了短二十世紀，長廿一世紀當時大概已同步展開。中國加入世貿，美國在反恐戰爭中領導全球，曾經令人誤以為新自由主義以及華盛頓共識就是廿一世紀的同義詞。現在回首，改革開放以至鄧小平南巡的意義再明顯不過。西方曾經坐擁象徵武力的槍炮、代表貿易的船艦、意味民主憲政的筆墨，惟在後殖民，也就是全球南方年代，通通已不知道餘下多少號召力。

二十世紀的香港面對廿一世紀的巨輪

修昔底德陷阱捕捉了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面向，但更根本而言，是不同文明的歷史路徑和和發展邏輯相遇——若非碰撞——於廿一世紀的當下。將來的歷史學家回看，只會發現特朗普就是廿一世紀的註腳，縱然他可能是至為突出、極其鮮明的一個。而香港則是因循着上個世紀的結構和制度來面對廿一世紀的典型案例，在迷霧之中任由既得利益固化，害社會陷入躁動不安不只十年。

大江東去，沒有人想被巨浪淘盡。香港現在表面平靜，理應讓政治精英有足夠的空間辨清方向。霍布斯邦曾經如此寄語廿一世紀：「我們不知道自己正往何處去……然而，有件事情相當明顯。人類若想要有一個明朗的未來，那不會是靠延續過去或者現在就能達到。如果我們打算在那個舊基礎上建立新世紀，我們注定失敗。而失敗的代價，亦即是不選擇改變社會的話，就是一片黑暗。」延續過去，不正是靠傳統優勢「一招鮮、吃遍天」？改變，前提就是銳意改革，主動作爲。新一份《施政報告》處處「說」改革，但如何「做」改革社會仍在觀望，從立法會剛完成的致謝議案辯論更可見治港者莫衷一是。如果給劏房改個名字、為公屋富戶改個定義就能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這個世界上又豈會有折騰不休的社會？無情的歷史巨輪不會吝嗇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