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市民無視政府 政府無視市民 怎蓋上騷亂潘多拉盒子
香港市民一直祈求香港成為世界一流的現代都市。然而，香港人不喜歡做夢，更不容易被廣告術語所蒙騙，這種目標必須符合香港人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要求。
現代都市一定不能窮，它必須是一個殷實的富裕城市，一定要符合民主自由的性格，拒絕專制，更必須是充滿思想和智慧。
富裕的前提是公平公正，滿足大家為都市內所有成員提供幸福生活的堅持；思想和智慧是指大家都能夠盡情享受教育和學習所帶來的物質和精神優越感。這個一流的現代都市是相對於世界而言，相對於中國而言，而且是相對於每一位市民而言，一個不能少。
香港今天的政治制度，相對於世界和香港市民的要求，並不現代，必須實行普及和直接的選舉制。任何現代政治制度必須兼容並蓄、以理服人，任何違反這種原則的政治行為都將被拒絕。然而，現任行政長官的鬥爭思維卻樹立了壞榜樣，激進反對派的暴力政治，更是摧毀香港價值的最關鍵錯誤。
香港的經濟制度，相對於中國和香港市民而言，亦不現代，因為它過度放任，缺乏對市民生活的公平合理考慮，政府缺乏對責任的承擔，權力結構上更偏袒既得利益階層，它必須徹底反思和重構，只有這樣，才能建立正義和理性的社會。
香港的法治體系，相對於世界、中國、香港市民而言，比較符合現代的標準，但它需要對香港社會的轉型作出回應，而不是固步自封。包括立法、執法、司法部門，都應該思考香港的何去何從，如何通過社會大辯論，在法治層面，保護香港邁向世界一流的現代都市，為香港的未來提供牢固基礎。
共同承擔暴力衝突責任
年初一的暴力衝突事件喚醒了香港市民，大家必須共同承擔責任，獨善其身或隔岸觀火都無法讓香港成為一流的現代都市。如何理解這次騷亂，如何從這次騷亂找到認識挑戰的方法，如何通過這些方法讓香港擺脫無休止的衝突與撕裂，是香港重回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必然考慮。任何一個環節的判斷錯誤，香港都要付出代價，勇於承擔才是真正的「自己香港自己救」。認識不足、思考不夠和計劃不周，如何救？以為喊兩句口號、擲兩塊磚頭就能救，小孩子玩泥沙嗎？
根據各種民意調查，大部分人認為騷亂分子必須首先對衝突負起責任，然後是政府，有一些調查認為政黨也需要負上責任。對於後者，人們批評建制派只知道支持政府，不問情由；而泛民政黨則只曉得反對政府，缺乏理性。兩者都是撕裂社會的責任人。民意給政黨政治的兩個極端各打一巴掌，但巴掌背後卻是悲哀，因為，兩個極端竟然佔據了政治光譜的大多數。香港的政黨已經無法承擔起作為人民代表的職責。
大部分調查認為超過85%的民意反對暴力抗爭，不少評論都相信，更具破壞性的暴力衝突或許會徹底打開香港暴亂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跳出來。如何處理這次騷亂，將直接挑戰香港社會的生存、挑戰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以及民意對政府施政的作用，甚至考驗香港現存的社會機制對突發事件的應變力，測試中央政府的耐性。簡言之，香港正受到全方位的考驗和衝擊。
《香港01》認為：年初一的騷亂應該從三方面着手處理：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
須嚴厲處理違法騷亂者
首先，香港的制度優勢是它的法治基礎，暴力騷亂是違法的，必須嚴厲處理。對於個別人員，如果犯有煽動、領導、實施暴力騷動的，必須承擔最大的法律責任。對於其他人員，如果只是一時衝動，願意改過自新，承諾放棄暴力，或者有其他可以寬恕的證據，法律應該酌情處理，以包括緩刑在內的方法讓其重新回歸社會。法律既是作為守護社會價值觀的最後防線，更是對錯誤行為的警醒。法律不是用來懲罰人，而是用來保護人和促使一些人重歸社會共識的手段，更不是用來做報復的工具。
年初一的騷亂同時是政治和經濟問題，而且是深層次結構的認識問題，但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香港政治存在三大缺陷：
一）它無法真實反映社會各個階層合理的利益訴求。香港的行政機構（包括政治問責官員和公務員體系）和立法機構不但無法應對社會存在的極大撕裂，更成為撕裂的肇因和戰場。就以這一次騷亂為例，香港警察只能被動地承擔社會撕裂的後果，他們保護香港的能力已經受到不必要的懷疑。作為組成議會的各個政黨，更無法擺脫原來的敵對狀態，繼續相互指摘，甚至出現是否「官逼民反」的辯論。將暴力衝突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是政治的悲劇，最後，議會淪為只製造問題而解決不了問題的場所。
二）「佔領行動」之後，香港政治的可信任性受到極大打擊。體制外佔絕大多數的兩種人都發生了變化，包括曾經不太關心政治的年輕人和將決策交給體制的一般市民。由於可信任性大幅下跌，年輕人選擇激進和暴力的政治道路；原來袖手旁觀、不發一言，將決策交給體制的人也開始表達意見，但意見是朝着兩種對立的方向發展，除了反對激進和暴力的共同點之外，他們的政治立場呈兩極化。也就是整個社會在不同層次上都變得更對立，而且是多樣性的對立，結果是香港政治的可信任性繼續下降，處理問題的能力繼續被削弱。
三）香港在回歸之後本應積極建立「港人治港」的機制，只有實現「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才算成功。然而，對大部分市民而言，「港人治港」只是在法律條文上實現了，管治香港的精英確實持有香港身分證，但這種「實現」是否就是「港人治港」卻無法證實。這既是機制問題，更是治港團隊管治香港的成效問題。
如果機制被普遍接受，市民就要承認這確實是「港人」治港，但是否成功，那要視乎市民如何作出政治選擇。如果沒有這樣的機制，治港團隊可以用成功管治香港來證明其符合「港人治港」的實質，別人也不會認為這只是持有香港身分證的人在依法治港。以目前的社會狀況評估，「港人治港」顯然還未成功。既然還未成功，就需要深刻反思原因，推動改革，直到成功為止。
現行制度無法紓解民怨
特首梁振英指出，年初一騷亂的參與者主要是無業人士。他嘗試改變學生是這次騷亂主要參與者的印象，但卻暴露了大家以為香港不存在失業問題的另一個失誤。從數字上看，香港好像幾乎沒有失業（政府公布的失業率是3.3%），但失業人數集中在某些領域，市民實質收入相對下降的現實，甚至就業不足的情況亦很普遍等，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失業率」變成社會動亂的火藥引。
如果現行制度無法紓解經濟困境與民間怨憤，甚至任由經濟矛盾政治化，加上媒體與學界均忽略香港的深層次問題，社會衝突必然激化。香港的貧富差距屬於全世界最嚴重級別，相對於中國大陸的0.469、南美哥倫比亞的0.535和法國的0.331，香港的堅尼系數達到0.537。富裕的社會表象背後是極大比例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它有全球最貴的房價，不少人卻被迫住在狹小的劏房中，常年不變的收入要支撐不斷上升的生活開支，離地的經濟學家和財金官員還不時吹噓香港經濟是世界最自由的，這就猶如烈火之上添乾柴。
中央應促港府從善如流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都市，長期受到西方思想和文化影響，對於民主自由的嚮往，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符號；而在追求「去專制」、「去封建」的社會氣氛下，更作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堅持紀念六四的大都會，自由民主成為它的核心價值。然而，香港的僵化制度卻無法適應這種價值觀，甚至挑釁和阻礙對這種核心價值的追求。
梁振英上任後，社會衝突加劇，他不可能沒有責任，至少是忽略了社會矛盾惡化和市民對核心價值的堅持。同樣地，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他，也實在高估了他的權力。就以財政紓困的安排來說，財政司或財金官員的守財奴性格，就可以是梁振英的一道政策障礙。商界在立法會所佔的議席成為既得利益階層阻撓改革的代表，更是威脅特首連任的籌碼。
中央政府出於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初衷，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本屬無可厚非。不過，支持並不能被當作對施政失誤的視若無睹，更不能被人誤解為是中央站在權貴一邊，不考慮市民的權利和福祉，甚至將普羅大眾的要求教條地視為被反對派操弄所致。香港人不可能活在「無政府」狀態中，「無政府」更不只是指市民視政府為無物，還包括政府視市民為無物，今天的香港現實就是這樣。中央必須責成特區政府在全社會展開全面及深入的討論，兼容並蓄，從善如流，啟動深刻的改革，只有這樣，無政府狀態才有可能消除，和諧才有可能出現。
撇除法律、政治、經濟，對於執政者而言，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