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承擔經濟治理的責任｜于品海
【本文為《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在「香港01經濟高峰論壇2021」的開幕致辭】
香港忽然之間好像不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面對無數問題，大家束手無策、相互指責，市民無所適從，對未来更無法統一認識。
我一直認為社會爭論很是失焦，承擔領導責任的精英階層沒有聚焦在治理。無論是健康碼對接或飛機師是否應該獲得豁免，開發「北部都會區」還是東大嶼填海，先與內地通關還是先對國際開放，如果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審視，這些都不應該是兩難的議題。
從學術角度觀察，「兩難」的假設隱藏着「二元對立」的態度，認為事物必然存在正反兩面，不是對與錯，就是好與壞。這個世界當然存在對錯好壞，但是否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對錯好壞來判斷？市民要有合理的居住成本，地產商要賺錢，有對與錯嗎？泛民要政制改革，建制要社會穩定，兩者之間有好壞之分嗎？政府要有產業政策，市場更適合去判斷什麼產業最符合經濟規律，兩種認識怎麼會是對立的？
認識中國崛起從認識中共開始
經過十幾年政治動盪，泛民的論述不再有用，沒有人願意再聽到無意義的口號，民粹政客被徹底趕出政壇，汽油彈更應銷聲匿跡。年輕人在騷亂時期的乖張行為衝擊了很多人的想像，一些人對大學生甚至不再尊重。建制被戲稱為「忠誠的廢物」，商界在騷亂和疫情面前不再昂首闊步，大地產商甚至憂心會否成為下次社會騷亂的對象。各個群體都為正在改變的香港感到焦慮。
我們當然知道，除了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之外，中央政府在民生領域同樣有要求，試問，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有可能與夏寶龍主任的「告別劏房」論述毫無關係嗎？
香港人的困惑是明顯的，最顯著的是大家不知道在國內和國際之間如何平衡，賺美金還是賺人民幣，與國內融合還是強調自己是「國際城市」，更重要的是香港突然成為落後經濟體，貧窮好像無處不在。在這些無意義的困惑背後其實存在一個有趣現象，香港人，特別是精英群體，都開始想瞭解中共，這與香港社會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實不奇怪，因為除了香港之外，美國亦有同樣的困惑，無論是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與衝擊國會山莊事件，左翼和右翼的撕裂，還是疫情害死接近80萬人，都告訴我們這個老牌超級大國對自己亦失去了信心。他們不願意相信問題是自己造成的，反而諉過於中國，甚至不知道中國經濟幫助美國減緩了衰落的步伐。
這不是香港和美國唯一的相似之處。針對如何認識中共，香港和美國一樣意識到自己的知識不足，大家都感覺到中國崛起對自己有影響，也知道中共是中國所有變化的主導者、責任人，但要如何認識這個世界第一大政黨，它帶來的究竟是機遇還是威脅，香港和美國都有些人無所適從。
香港作為中共管轄的特別行政區，經濟上深度依賴內地，生活上緊密相連，防務由解放軍維持——中國的軍事影響力當然完全覆蓋自己的領土。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為什麼會有人擔心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力，甚至懷疑或輕視這一股影響力？至於美國，如果不存在相互之間的經濟依賴，在國際事務無法不與中國合作，中國的軍事力量更是直接與其共存，它又何需對中共產生如此大的興趣？
事實上，瞭解中國崛起的唯一路徑，就是從認識中共開始，而且是從它在經濟治理領域的能力開始。然而，很多人不認為中共懂得治理經濟，甚至認為這是笑話。這種不屑的評價我在過去幾十年聽過無數次，後來不再與他們爭論，正所謂「夏蟲不可語冰」，只能一笑置之。
不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其實已經認同中共的經濟治理能力，但對它的治理模式仍然感到陌生。最近，中共宣布反資本「無序擴張」時，在美國站出來支持的竟然是巴菲特和他的夥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Google原主席Eric Schmidt是美國政府委託思考經濟創新戰略的主導者，不久前他無奈地承認美國要考慮產業政策，而這是幾十年來美國經濟學家都批評的經濟治理手段，香港政府前幾年也依然認為香港不應該採取這種所謂干擾市場的政策。
解放思想推動治理改革
態度的改變不是偶然或零碎的，而是世界經濟治理意識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結果。
要認識中共和它的經濟治理軌跡，可以追溯到它早年的農民運動，很多人以為那只是政治和軍事革命，其實它是徹頭徹尾的經濟結構改革，而且首先是經濟思路的改變，同今天香港要建設「北部都會區」的意義沒有根本的差別，都是針對土地權益，或者是如何改變土地和經濟相互作用關係的具體政策。
毛澤東為什麼能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因為他知道中國貧窮的原因，他的農民政策既解決了農民的生活問題，亦確立了中共的政治地位，決定了革命能否成功，更扭轉了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命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什麼能夠成功，因為它首先是發生在農村的變化，是包產到戶政策，讓更全面的經濟建設有了成功的基礎。
有朋友表示擔心，問「北部都會區」就是「土改」嗎？我認為是，但將它與「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相提並論就是大錯特錯。
李小加先生近日提出「一港兩制」，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認為香港不要被一些舊有行政習慣綁住自己的發展。如果擔心「北部都會區」倡議會驚動原來的治理模式，政府可以學習中共，在特定領域使用特殊政策，如上海的浦東、深圳的前海自貿區，為「北部都會區」建立針對性的特殊政策，甚至立法，讓一些曾經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與土地相關的，在「北部都會區」實施，減少制度阻力，加快發展步伐。李小加的意思是，香港可以學鄧小平，不要擔心改革，如果不放心，就將改革縮窄到一個較小範圍，先試試，成功了，才將試點擴展到更大的地方。
鄧小平在講到「改革開放」時通常會先強調「解放思想」，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大家都不敢想像國家應該如何發展，但他認為不應該諱疾忌醫、固步自封。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什麼能夠擁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制度彈性的原因，更加說明它的治理體系是科學的，而且學習韌力超強。「解放思想」這句話，對今天的香港同樣有用。
十八大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重要的歷史轉捩點，因為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倡議，我叫它做「第五個現代化」，它是中共八大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延伸。第五個現代化超越前四個的關鍵之處就是「治理」，既是治理體系，亦是治理能力，更是現代的治理。
從農民運動和土地改革開始，中共關心的就是中國的治理。治理有「價值觀」和「方法論」兩個層次，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價值觀，因此他們之間的「治理」方法亦完全不一樣。今天的香港不是有着同樣的情況嗎？如果推動「北部都會區」只是方法層面，而不是要為香港找到公平正義的價值定位，「北部都會區」就只是一個口號，是另一個地產項目，解決不了問題，亦同「告別劏房」無關，李小加提出的「一港兩制」就更是對牛彈琴。中國推動建設雄安新區、浦東、前海，都是治理模式的嘗試，深圳特區同樣如此，「一國兩制」更是破天荒的治理創新，而建設自由貿易區，給Tesla等外資在中國全開放經營，都是治理模式探索過程中的有意義嘗試。
治理改革是為了滿足特定價值觀的追求，它不是抽象的。中共從進行土地改革，到實施包產到戶、三來一補，之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推動第五個現代化、供給側改革、中國製造2025等，就是要不斷通過治理的提升及改革，讓中國經濟及社會更上一個台階。很多西方政客都在說要這樣做，但只有中共做到了，而香港的困局是：連講都沒有講！我們辦這些論壇，就是希望大家都講多一些。
七十年代麥理浩在香港推動的改革同樣是治理的改革，它沒有改變香港的根本制度，但在制度之內實施了很多政策的改變。所以說，治理變化不一定需要改變根本制度，就好像「一國兩制」並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李小加先生提出的「一港兩制」亦只應該從治理的層次認識，我前幾年提出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亦是同樣意思，希望香港能夠解放思想，推動香港特色的「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