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中梵關係】利瑪竇懂 後世之人卻不懂？
羅馬教廷與中國政權的交往史，源遠流長，若數當中大事，不得不提清代的「禮儀之爭」。教廷要忠於宗教原則，看似無可厚非，但假如代價是天主教遭禁，便不得不細作權衡。
所謂「鑑古知今」，一句俗套得多少讀史者不欲再提的說話，卻恰恰是這次中梵交涉的寫照。回首這場發生於清代的教儀糾紛，正好能給內心糾結者一點啟示。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李定一所著的《中國近代史》，有這樣的一句說話︰「來中國的外人中，（他是）學問最好，道德最高，影響最大的第一人。」堪此盛讚的，不是領着千軍萬馬而來的將軍，也不是為中國帶來豐厚禮物的外國使者，而是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利瑪竇這個名字，或許會令他們聯想到某間中學，或者香港大學的舍堂，總之大概覺得其人是個具相當地位的教會人物；不過，又有多少人知道，利瑪竇實乃天主教得以入華的頭號功臣？
明代中葉年間，歐洲正值宗教改革，天主教受基督新教衝擊不小，銳意革新，耶穌會便是在這背景下於巴黎成立的男修會。其時西方傳教士東來成風，但都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其中耶穌會的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便曾在澳門「望陸興嘆」，說出「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會開裂」這句名言。
第一個成功進入中國內陸傳教的耶穌會教士是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時為萬曆十年（1582）。翌年，利瑪竇亦抵達廣東肇慶，正式揭開天主教東傳的輝煌一頁。
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走上層路線、本色化
利瑪竇有意將天主福音傳入中國，曾為此潛心學習中文；踏足中國後，利瑪竇又制定了一套傳教策略，簡單來說，這套策略有兩大要旨，首先是走上層路線。利瑪竇認為要將天主教「打入」中國，關鍵在於士大夫與政府的取態，因此利瑪竇十分積極結交名士。利氏喜作儒生打扮，經常周旋於儒林，而他本人確實熟悉中國文化與經典，舉凡天文地理、詩詞歌賦、四書五經，幾乎無一不曉，因此讀書人均喜歡與他交遊，公卿顯宦亦樂意跟他結成知交，當中包括合稱「聖教三柱石」的徐光啟（聖名Paul）、李之藻（聖名Leon）和楊廷筠（聖名Michael）。
不過，利瑪竇深知耶穌會要在中國傳教，不能單靠這班士大夫，還須得到皇帝支持，因此他在萬曆廿八年（1599），以巨賄買通宦官，要求面見明神宗。利瑪竇面聖，當然不會「手空空，無一物」，他除了帶着一部《天主經》和數幅宗教油畫，還獻上各式「西洋奇器」，包括自鳴鐘、琴、鏡、玻璃柱，以及名為《坤輿萬國全圖》的世界地圖。據說明神宗見到這些奇器後大為喜愛，於是容許利瑪竇留在中國，天主教亦得以合法傳播。
除了走上層路線，利瑪竇的又一「上策」，在於本色化。所謂本色化，是一種慣常的宗教傳播策略，也就是將宗教顯得更具當地色彩，減輕當地人的排拒情緒，例如天主教傳入日本後，衍生出「瑪利亞觀音」這個混合了基督宗教和佛教的概念。在中國，儘管天主教是一神信仰，利瑪竇卻容許信徒祭孔與祀祖，認為前者只是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表現，後者則是對先人表示懷念的方法，屬社會禮儀，與宗教崇拜無涉。
此外，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義》，引用了不少儒家言論，力圖證明基督宗教的「天主」便即是儒家典籍裏的「天」和「上帝」。利瑪竇尊重中國傳統，手段靈活，縱使沒有帶來奇蹟般的傳播效果，但至少沒引起排斥，不少中國人願意受洗入教，為後世的傳教士奠下基石與榜樣。
教廷禁止祭孔祀祖 徒惹康熙反感
然而，利瑪竇死後，耶穌會內部，以至其他修會，均質疑利氏的本色化策略，是否違背了某些重要的宗教原則，這就是有名的天主教禮儀之爭。經過連串討論，教宗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終於在1704年一錘定音，下達決議，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祀祖，並派特使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與中國皇帝交涉，期望政府配合，時為清康熙四十三年，距離利瑪竇之死已經90多年。
眾所周知，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明君，絕非封閉狹隘之人，不少西方傳教士均得以在清廷任職，例如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便因通曉天文曆法而在欽天監工作。清初統治者對天主教態度寬容，有統計指，在康熙初年，中國天主教徒已有近30萬之眾。
康熙對各式事情均有涉獵，因此亦了解傳教士之間對於中國教徒應否祭孔祀祖一事的爭議。康熙認為，中國教徒多年來同時禮拜天主兼祭孔祀祖，一直相安無事，現在無端平生爭議，絕對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因此他傾向保留利瑪竇遺留下來的做法。部分依循利瑪竇遺策的耶穌會士，亦樂見康熙之寬容，認為這樣有利於傳教事業。
然而，鐸羅領導的使節團來到中國後，與允許祭孔祀祖的傳教士及教徒屢起衝突，騷擾京師平靜，令康熙對使節團甚為反感。另一方面，康熙接見反對祭孔祀祖的福建主教顏璫（Charles Maigrot）時，有意考驗其識見，指着御座後牌匾上「敬天法祖」四字，問他如何理解此語，卻發現顏璫只懂「天」字，康熙頓時覺得這班西洋教士荒唐之極，狠批他們「愚不識字」，明明才智不及利瑪竇，卻要改弦易張，「妄論中國之道」。
康熙堅稱中國教徒祭孔祀祖「符合國情」，可是教廷無意退讓，最終在1715年，教宗克勉十一世頒布了著名的《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 ，禁止教徒祭孔祀祖，甚至不准討論此等禮儀問題。教廷禁令一出，有些信教的讀書人因不能祭孔而缺席科舉，也有家庭在祠堂與教堂之間左右為難。天主教以教宗意志為圭臬，他當然有權就教務與教儀制定各式規矩；然而，中國是清室的天下，朝廷以維持中國社會的既有秩序為己責。因此，天主教在外地堅持自己的原則，看似無可厚非，實質上卻埋下了遭禁教的伏線。
傳教士干涉清廷內政 雍正憤然禁教
康熙之後雍正繼位。雍正登基不久，即同意維修因地震而受損的西直門天主堂，這個舉措一度令教宗以為中國新皇帝會友善對待教會。然而，教宗不過是一廂情願，雍正對天主教的態度，比他的父親還要嚴苛，原因不只在於禮儀問題，更在於傳教士參與了政治鬥爭。
康熙晚年不立皇儲，眾皇子均是名義上的潛在繼承人，其中最具實力繼承皇位的，除了雍正外，便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禵又與皇九子胤禟結為一黨。胤禟最為後人熟知的，是他非常熱愛西洋文化，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更是他的親信，教導他學習拉丁文。
雍正得位後，立即肅清對自己皇位具威脅的兄弟，當中自然包括胤禟與胤禵；由於有傳教士參與爭奪帝位的糾紛，因此雍正亦非常厭惡天主教，在1724年發布禁教令，國人必須棄教，違者處罰，西方傳教士除了在皇宮任職者外，限半年內離境。自此之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陷入黑暗時期，直至清廷敗於鴉片戰爭，中外締結連串條約，傳教士重臨，基督宗教才能再次廣為傳播。
對於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明清皇帝的立場非常明確，就是歡迎之至，但前提是傳教士須服膺於中國政府，不可干擾中國的既有社會秩序，更不能妄圖干預高層政治。就此，教宗絕對有理由堅持其教儀、禁止教徒祭孔祀祖，只是他必須權衡輕重，到底是教儀重要，還是傳教重要？利瑪竇的經歷說明，如果教廷選擇客隨主便，獲得皇帝尊重，不會強迫對方修改教儀，只是他們也須尊重清廷對中國事務的決策權——不遵從中國的規則，便要退出中國，終止在華傳教事業。
鐸羅使節團在華時，康熙皇帝曾作了一道重要諭批，提醒使者勿忘主客之別，當中有一警句，至今依然適用，值得為因今次中梵交涉而內心糾結、卻說不清所以然的人細細咀嚼──「爾等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 利瑪竇懂 後世之人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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