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憲法與基本法】那些年，楊岳橋與李浩然北上學憲法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問自己，能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遠發展做些什麼？能為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做些什麼？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些什麼？」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上周四（11月16日）在《基本法》研討會上以此作結。這問題確實老套，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卻是避不開的叩問。
時光倒流至回歸初期，在加拿大大學畢業的楊岳橋，以及在英國攻讀碩士的李浩然，或多或少因為上述三問，毅然選擇到內地深造，前者成了北京大學憲法及行政法碩士，後者做了清華大學憲法學博士。
十多年過去，歷經各種「變」與「不變」， 法學背景相近的兩人，對《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的理解不盡相同，他們一個從政當選議員、被視為泛民最耀眼新星，一個專注學術研究、被當成建制重點培訓對象，各師各法地實踐憧憬中的一國兩制。

李飛上周抵港，出席本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主辦的《基本法》研討會，並以《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與使命》為題發表萬言演講，藉解釋《中國憲法》第31和62條衍生的《基本法》之背景意涵，探討香港特區在國家體制中的政治地位、與中共執政下中央政府的從屬關係、以及應該如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他強調《中國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政府的憲制基礎，而中央一方面對港實行全面管治，另方面中央又與經其授權的特區政府，同時對港實行共同管治。

詞彙不同本質一致

「李飛照本宣科，講很多概念性的東西，但我們不是要爭論《基本法》是否從石頭裏爆出來，也沒有否認《憲法》是根源！問題關鍵在於，你今天在一部於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裏面，強加一些內容進去，什麼『全面管治』，什麼『共同管治』，但《基本法》寫的明明是除卻國防外交的『高度自治』！」公民黨黨魁兼立法會議員楊岳橋，一語道出不少香港人的困惑和心結。

然而，對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兼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李浩然而言，卻有另一番見解：「李主任的演講不算『新鮮事』，很多大家不常接觸的『新詞彙』，其實本質內容是一直存在的，講者一般會因應不同時代、場合及受眾的知識範疇，靈活運用不同詞彙，例如『恢復主權』本身就意味『全面管治』，但不代表『全面管治』是強加的新事物。」

回到千禧年代初期，這如今意見相左的兩人，卻走過一條相似的求學路。

「從小就很好奇，想回內地看看，親身感受那個地方的生活。選擇北大，是因為六四、因為王丹，那是最自由、思想最開放的地方。當時想，若要推動一個地方的發展，就應該在那個地方讀法律，而讀憲法最sexy（有魅力、令人感興趣）。」楊岳橋於2002年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取得政治科學學士後，基於那份透過歷史書籍產生的中國情意結，負笈北京，住了三年。

期間他曾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遊學北京」訪問，提到中國發展前途時感言：「印象最深是朱鎔基做總理，感覺好好，好有希望。」如今回望那段青䓤往事，再問他是否仍打算回國發展，原本收起嘻皮笑臉、顯得一臉嚴肅的楊岳橋，忽然淡然一笑：「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重要，或者說，原來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但他對《憲法》的看法是不變的，「《憲法》寫得很好，只是執行的過程中出現偏差，當年較大的爭論點在於，《憲法》能否作為法庭依據的法源？也就是它在實務方面可以怎樣保障人民的權利？這至今似乎沒有太大轉變。」

普通法思維VS大陸法思維

不過，李飛在演講中，51次談及「憲法」，44次提到「基本法」，他從兩者的理論基礎到具體實踐，多次重申《憲法》既是「實現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根本法律保障」，也是香港特區最權威的「根」和「源」，因為沒有《憲法》，就沒有《基本法》，也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乍聽之下，楊岳橋所言，和李飛所指，似乎「風馬牛不相及」。

李浩然點出兩者差異的癥結，在於香港法律制度所奉行的「普通法系」，與內地沿用的「大陸法系」，在理解法律條文時的思維模式本身就完全不同，前者比較看重條文的文字本義，後者則重視立法原意，「當法律通過後，就像一個已經剪掉臍帶的嬰兒，在普通法中，這嬰兒是獨立的個體，但在大陸法中，除了把嬰兒當成獨立體，還會看看其父母的基因，也就是強調追本溯源。」

李浩然比楊岳橋早一年上京，從法學學士讀到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憲法》與《基本法》。「家人很重視培養我的民族觀念，所以我從小就到首都認識國家民族。當時在英國讀非洲發展學，愈讀就愈想看看自己國家的發展，世界觀比較不一樣吧。」李浩然原本連普通話都不懂得講，但在北京一讀就是九年，畢業後更到貴州省貴陽市息烽縣擔任縣長助理（等同副縣長）長達四年，後來回港專注法學研究，曾出版《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及《香港基本法案件選編》等書，今年更獲選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的「十大傑出青年」。

《憲法》整體適用於港

既然《基本法》與《憲法》的法制背景如此不同，但無論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來港的講話，還是李飛在研討會上的表述，卻都強調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是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李浩然進一步解釋稱，《基本法》是《憲法》因應實際情況而制定的特殊法律，在法理層面屬於中國憲法體系的一部分，即內地和香港都要遵守《基本法》和《憲法》，而在實際運作上，香港則優先運用《基本法》。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亦曾撰文指出，《憲法》整體上是適用於香港的，但當中某項條文是否直接在港實施或執行，則要視乎該條文與《基本法》有否矛盾；陳弘毅又提醒，即使某些《憲法》條文並不直接在港實施，但並不代表該些條文在港不具法律效力、或者港人毋須理會。

陳曾舉例指出，《憲法》第1條規定，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憲法》第54條規定，中國公民不得危害國家安全，由於在「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因此香港市民不應從事破壞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也不應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楊岳橋當年師承兩大著名自由派法學家張千帆和賀衛方，楊形容上他們的課是「如沐春風」，不過，他也做過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的學生。而李浩然也同樣師出名門，他是現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清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王振民所收的第一個博士生。或因如此，或因其他，他倆的求學路徑雖然相似，但發展路向卻不盡相同，無論是對《憲法》及《基本法》的落實，還是對「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實踐，都有着不一樣的理解和期盼。

憂中央無盡添加內容

李飛在研討會上提到，權力與責任相伴相生，當香港特區基於中央授權而享有「高度自治權」時，「哪怕香港特別行政區再『特別』，對於國家也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其中一樣履行憲制責任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接受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實。

「我們沒有不承認中共的執政現實，也沒有要求『完全自治』。我比較困惑的是，今天你可以突然加一個『全面管治權』，何時又會有第二套、第三套說法？就像突然間從櫃桶底拿了些東西出來，隔一陣子又拿一些，這才是最令我們沒有信心的！」楊岳橋眉頭緊皺，再次道出港人憂慮，眼前的他，和2005年接受《鏗鏘集》訪問的開朗小伙子判若兩人。

「『一國兩制』就像一本寫到第八頁的書，以後如何，就要靠香港人和大陸人共同書寫，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溝通、放下成見，一起譜寫一本更好的書。」楊岳橋當年在節目中如是說。

記者問，「會修正當年的說法嗎？」楊岳橋嘆了口氣：「如果今天我有機會坐在習近平身邊，我也會告訴他，『不要以為香港人要獨立、要反你，你想想，在梁振英上任之前，香港是沒有人講獨立的，你對我的信任愈多，根本不用捉着我的手去寫那本書，而是讓我自己去寫，最終這本書還不是要由你來出版嗎？』」他拒絕出席上周的研討會，認為那不能真正和李飛溝通。

李浩然則認為，香港人應該嘗試放開眼界和懷抱，去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和權責。「香港人本身經歷難民發展心態，港英政府又刻意令市民沒有身份認同，所以回歸後自然不習慣有國家觀念，但回歸已經20年，即使是身份上作為中國人，也有感情道義需要認識國家，大家如果繼續抗拒，視野愈來愈窄，後果堪憂。」李浩然又指出，近年不少關於中央與香港權力分布的政治爭拗，都不幸令法律專業成為磨心，故市民更須釐清有關概念的本義和政治語言的包裝。

中央宜中立取信港人

楊岳橋在北大的碩士論文導師張千帆，早於2008年撰寫《如何實現「一國兩制」構想—通過制度造就互信、化解分歧》，當中提到《基本法》是極為特殊的憲制安排，無論對於香港還是大陸，都意味着機遇和挑戰，因為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香港和中央必然存在不少分歧，但《基本法》本身已經將兩者的巨大差異統一到一起，雙方也應盡量展露和解姿態、進入良性互動。

張千帆去年又發表《「一國兩制」的憲法解析》一文，當中提到要解決香港當前的困局，在於中央要維持超然中立的政治姿態，積極取得香港各界的善意和互信、相信多數市民的理性與智慧，盡早兌現「一人一票」的選舉體制，當香港的和平穩定得到制度保障，中央的權威與主權統一也自然會受到維護。如是者，要爭取中央對港信任，是否誠如李飛所言，香港特區及香港人理應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盡早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這值得我們深思。

上文刊載於第87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1月20日），原文標題為〈各說各話的香港憲制基礎〉，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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