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外國獨立運動,可成為香港借鑑?

撰文:香港01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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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自治地區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衝突,備受本港社運圈子關注,本土、自決及獨立派紛紛在Facebook轉載當地人民遭遇暴力鎮壓的新聞。他們從橡膠子彈、催淚彈及警棍等似曾相識的字眼和畫面中,幻想為將來「香港獨立」找到情感連結、歷史例證,以至彷彿頭頭是道的理論依據。不過,擱下浪漫的想像,冷靜分析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就可發現這些國家的獨立過程,其實都各有自己的前因後果,不能和香港比擬 。

種族紛爭難緩解    新加坡被逐變「獨立」

新加坡的獨立建國經驗經常被港獨人士作為香港可以參考的案例。香港和新加坡一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發展背景和經濟水平相似,故香港有獨派建議仿效新加坡的獨立模式,然而,這種想當然耳的念頭,根本無視了歷史脈絡。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成為自治邦,及後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成國,其實是二戰結束後,由當時獨特的冷戰生態形成的結果。將其與香港情況相比,是缺乏對歷史和地緣政治變化的認識。

二次大戰後,國力不如往昔的英國重返新加坡,惟戰後反殖意識萌芽,加上毗鄰的馬來亞有共產黨虎視眈眈,這令英國決定逐步下放自治權。至1957年更經過談判而同意讓新加坡成為英國自治邦,以至享有內部自治權。

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後,於1963年併入馬來西亞聯邦體系,但它不時與中央政府因治國方針發生矛盾。另一方面,以馬來人為主導的中央政府,既擔心其馬來人至上政策會受李光耀倡議的種族平等概念影響,又害怕佔當地人口接近一半的華人會壟斷社會管治層,故在1964年新馬種族騷亂後,翌年國會即以全數通過把新加坡逐出聯邦,新加坡自此被迫獨立成國,而整個過程中其領導人李光耀是極不願意的。換言之,香港的獨派如果因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和文化水平方面相近,而希望效法「變獨」,那只會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為香港現今的社會條件,和新加坡當年獨立的環境完全不同。

英國基於遠東戰略及貿易利益,加上當時中國的態度,一直不願放棄香港,更不可能同意香港獨立,甚至在政治本地化上一點都不放鬆。直到1997年條約限期,英國不得不面對現實,香港回歸中國成為唯一的選擇。這時的香港已具有頗為成熟的社會制度和法制,社會相當開放自由,容許香港人可以持之以恆,和平爭取政制和社會改革;而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下,香港具有和中央政府對話的空間,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可以思考自己在中國發展藍圖中的位置。

當年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懼怕政權不穩,將新加坡「逼上梁山」獨立建國。(網上圖片)

比較之下,二戰後的新加坡沒有宗主國;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懼怕政權不穩,以致將新加坡「逼上梁山」獨立建國。無疑,香港在回歸後,中港融合並不順暢,中港雙方對於如何實現一國兩制,存有認知上的差距。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衝突,相對於新馬之間文化與族裔不同、兩地衝突的性質和政治背景完全不同,根本無從比較。港獨派勉強將新、港兩者相提並論,只是借用學術理論作為包裝,脫離現實。

蘇聯崩解無力阻止    波羅的海三國「幸運」立國

東歐的立陶宛丶愛沙尼亞丶及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過程也是香港部分港獨人士經常列舉的案例,甚至是所謂「支爆論(支那爆炸)」的靈感來源。

二戰後,蘇聯以秘密協議吞併立陶宛丶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波羅的海三國,並大力推動俄化運動及極權統治。在資訊封鎖的情況下,人們對蘇聯的非法侵佔毫不知情;及後歷經獨裁者史太林的神話破滅、赫魯曉夫的和平政策,以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蘇聯對三地的管治控制愈趨寬鬆,促使獨立思潮急速蔓延;至1990年初,三國相繼進行獨立公投,獨立派取得大勝。起初蘇聯未肯放棄控制權,不時與當地反對派發生流血衝突,甚至進行經濟封鎖。後來蘇聯保守派企圖發動政變推翻戈爾巴喬夫,三國趁亂宣布獨立,獲得不少西方國家承認其地位,至於分身不暇的蘇聯,最終亦於1991年底正式解體。三國獨立運動的成功關鍵,在於民主化浪潮和蘇聯解體,前者培養了爭取民主的土壤,後者更直接消除三國獨立的阻力。

新一波民主化浪潮「阿拉伯之春」於2011年引發後,有港獨論者以此背景結合類似蘇聯解體的「支爆論」,認為一旦中國經濟崩盤,繼而引發全方位衰亡,香港就有條件仿效波羅的海三國,乘機宣布獨立。這一種說法,性質和有些港獨團體經常鼓勵支持者參考武裝革命、自決公投、爭取國際支持、以及入美/歸英/歸台等途徑,相當類似,只能說是唯恐天下不亂,缺乏對現實政治的認識。正如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戲言,港獨主張只是「勇武地等待中共滅亡」,不過是「一種憑想像力來代替推論與現實的邏輯」。今天回頭看「阿拉伯之春」,相信沒有人真的認為它是值得港獨參考的──敘利亞和利比亞內戰造成的人間慘劇,正好就是我們應該避開的前景!港獨同情者應該思考民主的意義,而不是輕率奢談「武裝斗爭」。鹵莽而行,只會把平民大眾和民主送入地獄,塗炭生靈。

東歐的立陶宛丶愛沙尼亞丶及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過程,也是香港部分港獨人士經常列舉的案例,甚至是所謂「支爆論」的靈感來源。(網上圖片)

印尼高壓統治    東帝汶獨立得國際支持

東帝汶的獨立之路可謂一波三折,但也是一些港獨人士喜歡提及的案例。它自16世紀初已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二戰後葡萄牙政府派兵壓制日益增大的非殖浪潮;至1974年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軍事政變,東帝汶趁機宣布獨立,惟不久即遭印尼吞併。

印尼高壓統治東帝汶,爆發語言宗教文化矛盾,造成30萬人死亡,人們生活貧困,社會抗爭不斷。至1990年代初,軍隊鎮壓示威行動獲傳媒廣泛報道,令當地抗爭得到國際輿論支持,迫使印尼在1999年舉行獨立公投,結果有8成人選擇獨立,但親印尼部隊隨即展開報復,殺害1,400人,直到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東帝汶,印尼才撤軍。聯合國其後通過決議,在東帝汶設立臨時政府至2002年,東帝汶才正式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東帝汶獨立的坎坷路,不時被港獨論者引以互勉,認為兩地條件有頗多相似之處,例如「都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統治、與主權國屬同民族,但語言、文化、歷史等皆不盡相同……高壓手法管治,發生嚴重抗爭,引起國際同情」。說香港與東帝汶之間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點,是不倫不類,牽強類比。

促成東帝汶尋求立國的背景,是它和印尼有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而轉捩點則是印尼政府展開了一場極不人道的大屠殺,令到國際社會必須正視,支持東帝汶獨立。

和香港的情況相比,香港無論在內部抑或與中國之間,不存在語言文化宗教迫害,更說不上什麼文化矛盾;香港政府顯然不是高壓管治,社會運動能夠和平進行,甚至可以說是無日無之地在進行。縱有社會矛盾,那是香港社會內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衝突造成;就算這樣,香港也有充裕的制度空間,讓民眾向政府施壓,爭取改善和變化。

促成東帝汶尋求立國的背景,是它和印尼有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而轉捩點則是印尼政府展開了一場極不人道的大屠殺。(網上圖片)

武裝革命自決公投屬空談

去年港大學苑的民意調查結果表示,三成港大學生支持武裝革命,數字反映事態嚴重,但社會對這調查並不關注,也沒有反響──顯然,社會普遍知道大學生的表態,大多只是情緒化的表現;尤其是,調查也同時反映,港獨支持者對於如何實行「武裝革命」,並沒有任何路線圖,只是呼籲有志之士從體能丶軍備上裝備自己。

在今年,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去年支持港獨的年輕人有39%,但今年己急降到15%,而反對港獨則增加至43%。兩個數字的變化如此之大,反映了在過去一年,港獨派的社會行動和支持者的狂熱開始減退,甚至可以說是零星落索。

或者,絕大多數港獨支持者,是對香港各種改革的不暢順,作出感情折射。他們很看重本土和自治的建設,當社會發展的步代太過呆滯,令他們甚為急切,並對現狀極度不滿。在雨傘運動三周年之際,港獨支持者對國際間的自決公投運動的同情反應,大抵是他們對於自己和社會的改革理想落空,而作出的情緒投射。

香港的改革討論,在過去30多年來太專注於選舉制度方面的政制改革,而太過輕視對社會整體發展的關注,從而缺乏對社會全面改革的探討、思考和論述,形成新一代過分聚焦在「政治命運」的偏狹議題,以致無法更深刻地意識到香港的挑戰。

以台灣為例,昔日的威權統治雖然已經被民主選舉取代,但過去20多年,台灣依然在政治方面爭議不休,致造成社會和經濟停滯不前,民生不安,以致人民對民主的熱情退卻。香港也有相同的危機。近十餘年來,當我們在何謂民主自由、言論自由、人權自由方面紛爭不休,我們同時也看到香港的民氣正在消耗、消沉──奢言港獨是改革的出路,正是反映了社會對發展前景的想像力開始走向乾枯,而同時也拖累了最有朝氣和銳氣的新世代,令他們缺乏推動社會改革的想像力、視野和耐性,這種結果我們樂見嗎?

社會應該從這種角度來認識所謂的「香港獨立」議題。只有當香港積極推進改革議程,才能令不切實際、沒有成功可能的政治遐想消弭於無形,令關心香港改革和發展前景的所有人──包括年輕人──能夠集中精力,投放有益於社會的事務中。

上文節錄自第81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9日)「01專題」之〈外國獨立運動,可成為香港借鑑?〉,相關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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