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 · 專訪】港獨變講獨 亢奮過後的空虛
魯迅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是，如果走着走着，就發現是條「倔頭路」，再往前走或會泥足深陷，那麼，是否應該打回頭？
「不會！我一定不會返轉頭！」支持港獨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坦言。目前，整個獨派都陷入了「口號式」抗爭的困局，「大家都找不到出路，知道好多方法都行不通」，但他還是選擇繼續走下去，因為已經「洗濕個頭」。他認為，就算當下放棄港獨，也難保當局不會秋後算帳，「就像人大可以用今日釋的法，追究昨日宣的誓一樣。」
這名16歲的中五生，經常陷入關於「將來」的思考漩渦，他想的不是明年的文憑試該如何準備，或者大學聯招該如何填寫，而是萬一因宣揚港獨被拘捕，「究竟應該學旺角事件那個被控暴動罪的17歲女仔（李倩怡）流亡台灣，還是像梁天琦一樣留在香港接受審判甚至入獄？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沒自由的話，就什麼都做不了。」
那種倔強不甘又前路茫茫的感覺，同樣出現在相信港獨是出路的20歲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政鍀身上。「現階段我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不知道怎樣達致獨立……不知道哪一條才是對香港最好的路……」他不知道的，還包括自己畢業後的職業前途，「以前想過要做老師，但現在應該沒有學校願意聘用我了」，不過，他說他仍會往前走，因為以他「現在的身位，不能退了」。
「你們自己願意付出代價是一回事，問題是，全香港人都要和你們一起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前公民黨黨員、現任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隔空回應：「最即時的代價，可能是縮窄自由空間，再遠一點的，就是流血衝突和鎮壓，會死人的！他們有什麼本錢？最終受害的都是我們！」他還提醒，切勿以歐美的民主意識去理解中國的共產政權，也別有任何幻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兼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則以「三不要」作警告，即不要低估中央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決心、不要低估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堅持、不要低估中央擁有的實權，「否則『五十年不變』很快就玩完」。他邊說邊敲桌子，振振有詞：「在處理港獨時，中央有權做很多事，例如替香港立法、對特首發出中央命令、將全國性法律移入香港等等！」
四人的訪問彷彿折射出當下香港的光景，這一端進退不得，另一端窮追不捨，雙方你來我往，互相呼籲對方理性「講獨」，可惜講來講去都沒能交集。而絕大部分夾在兩端中間的香港人，就像活在平行時空當中，對港獨爭議袖手旁觀，詮釋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但是，今天誰也不能獨善其身了。當年輕人為此付出代價，當社會因而耗費光陰，我們不是應該更負責任地去認識港獨的本質、讓其難以立足的道理愈辯愈明、繼而為香港尋找出路嗎？
潮流興撐獨？
鍾翰林的政治啟蒙源自2012年反國教事件，黃政鍀則因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關心政治。他們和很多年輕人一樣，有感中央干預香港事務令港人權益受損，故選擇跳出一國兩制框架，走上撐獨之路。「非一即二」的思維，的確是人們最直接的想法，但也最容易陷入「二元對立」的盲點，忘記「一」和「二」之間的其他可能。正如記者問，當一國兩制的落實能符合港人期望、政府向市民負責、民生等問題得到解決，他們是否仍然堅持港獨時，兩人都斬釘截鐵地認定，「這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共不可信。」
在劉兆佳看來，這樣的選擇建基於情緒的宣洩而非理性的決定。就如年長者的慣用口脗，他說他理解，這是年輕人對生活不滿、對前景堪憂，以及對權威的逆反心態。但黃政鍀卻認為，他們是情緒和理智並存，而情緒亦不全是負面，更重要的是對香港的獨特歸屬感。「正是因為這種情感的驅使，才會令我們想為香港找最好的路，我們也經常舉辦論壇、讀書會，理性地討論、暢想這條路該怎麼走。」
情感的確是理性的發端，但理性卻是按「現實原則」操作，懂得知危而慎行，當情感遇上理性時，或許就有理說不清了。不過，也有一部分年輕人，有另類的撐獨原因。
「其實不怕講，以前有些低質的成員，以為支持港獨就『好威、好型』，他們跟同學說自己撐港獨，人家就覺得他『好勁、好犀利』。」鍾翰林承認，去年港獨思潮氣勢如虹，的確有部分年輕人把支持港獨當成潮流，但未有深究相關論述，現時正值港獨低潮，那些人都走光了。去年4月，他和另外三名中學生創辦「學生動源」，整個暑假都擺街站派港獨傳單，高峰時期有60名成員；一年過去，那三名創會成員都辭任召集人，活躍成員只剩下20多個。
他們嶄露頭角時，不但有傳媒追訪，更有藍絲阿伯挑機，但如今他們幾乎不擺街站了，因為已無人理會。「那套宣傳方式，沒有什麼成果了，學生連基本興趣都沒有，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鍾翰林說，有成員因而灰心離場，但令更多人喪氣的，是整個港獨陣營內訌分裂，「個別政治領袖不時因私人理由爭吵對罵，外人會覺得很難看、很兒戲。」至於離任的召集人，有人要專心學業，有人怕家人在內地的生意受累，也有人看不到港獨的出路。
鍾翰林是獨派中的「大和解派」，他曾於去年新東補選期間自發為本土民主前線助選，此前更曾尋求加入「學民思潮」無果，又試過因信奉熱血公民理念而成為義工，連後來撰寫的「學生動源」首份政綱，也沿用其提倡的「全民制憲、重新立約」。
誰製造港獨？
香港目前主要有六個主張港獨的組織，包括熱血公民（2012）、香港獨立黨（2014）、本土民主前線（2015）、青年新政（2015）、香港民族黨（2016），以及歸英獨立聯盟（2016）。它們的論述大同小異，一方面認為香港有獨特的歷史軌迹，但回歸後飽受中國文化及政治「侵略」致令本土核心價值削弱，故主張確立香港民族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他們狙擊提倡「民主回歸」的泛民主派，批評其多年「和理非非」的抗爭無力抵禦中央干預，令民主發展停滯不前，故提出勇武抗爭使香港脫離中國統治獨立成國，以達致完全民主。
鍾翰林和黃政鍀的說法，與上述流派相似。「香港人受單一教育，覺得自己天生就是中國人，這正是一種謬論，令他們走不出思想困境。」黃政鍀認為，部分港人對民主認知有偏差，甘心受制於中國：「這很難有進一步討論，你連法治都不知道，我怎麼跟你說法治受衝擊？」他還說，希望大家認識民主，放下成見，做到真正理性對話。
暫不論獨派論述的真偽，單是其所用的解構與重構的文化對抗策略、以「學術詞彙」堆砌論述的包裝手法、「非獨即錯」的標籤效應、脫離現實的政治想像等等，港人都需要慎思明辨。然而，獨派模糊的願景，確確實實填補了年輕人渴望改變的圖畫，加上中央和特區政府強硬「禁獨」，獨派很快就取得階段性「勝利」。
首先是搶佔傳媒版面，提升社會關注程度。在港英時期，港獨根本沒人在意，至回歸後的1998年，全港也只有五篇略略提及港獨的評論文章，其中四篇刊於《文匯報》；不過，近年相關報道呈幾何級數飆升，由前特首梁振英上任前的191篇，激增至去年的1.7萬篇。劉兆佳就笑言，港獨是經過梁振英才得以宣揚，若不是他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苑》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及《香港民族論》，「何來那麼多人看《學苑》？」
其次是凝聚民氣和向心力。根據中文大學2016年7月發布的民調結果，整體有17.4%受訪者支持港獨，在15至24歲群組中，有高達四成支持率。及後多名港獨人士相繼被選舉管理委員會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香港民族黨於8月初發起集會，宣稱有萬人出席；數天後《學苑》發布校內民調，有逾六成港大生贊成港獨，其中有31%受訪者支持武裝革命。到9月立法會選舉，有港獨傾向的候選人合共取得24.5萬票，得票率為10.88%，其中熱血公民鄭松泰，以及青年新政梁頌恆和游蕙禎，更破天荒贏得三席，整個陣營亢奮不已，以為踏上港獨的康莊大道。
港獨獨不了
亢奮過後，是人大釋法以及梁游被取消議員資格。除了面對支持者流失，方寸大亂的獨派還須回答對連串關於實際行動綱領的問題：有什麼條件、用什麼理據、以什麼途徑獨立？
「我也不知道哪一條路對香港才是最好的，我知道港獨會有很多問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可行。」黃政鍀以「民族自決」為例，認為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當香港人可以向全世界證明我們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獨特民族時，就自然會享有自己決定香港政治地位的權力。
這類「天生有權」的說法，很受獨派追捧，姑勿論香港究竟能否被確立為一個民族，單是關於他們對自決權法理基礎理解，就存在很大盲點，甚至是以偏概全。首先，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即「所有人民（中國入聯前譯本為『民族』）都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一般認為此處的「人民」並不只代表「民族」，而香港大學法律法學前院長陳文敏亦指出，除了「人民」須符合種族、歷史、語言、文化等條件之外，有關「自決權」亦必須是有一定人數的訴求，鑑於主張港獨者只是極少數，故稱不上「人民」，亦難享有關權利。
其次，根據「自決」概念確立成為國際法的歷程，有關權利必須符合「尊重主權國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方能更好地規範國際關係，防止國與國之間的非法侵佔。因此，國際社會面對涉及分離主權的「自決」運動時，一般都是採取極為保守的態度。根據時事評論員王慧麟去年撰文所示，英國於1976年確認兩項人權公約時，原則上香港也享有相關權利，但當時英國同時向聯合國簽發聲明，要求香港的「自決權」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內有關「領土完整」及「逐步發展自治」的條文，因此，香港人的「自決權」是不完整的。
第三，「自決權」一般分為「內部自決」和「外部自決」，前者是指在現存國家框架內追求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發展，可以理解為非獨立的自治；後者則涉及地區的政治地位、主權國的領土等改變。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地區倘要透過「自決」謀求獨立，通常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種特殊情況：（1）殖民地；（2）被外國軍事侵佔；（3）遭主權國壓迫；（4）主權國家全體人民決定。鑑於香港並不符合以上各種情況，故不享有藉此獨立成國的「自決權」。
看不到出路 但打死不回頭
至於確立香港成為民族的依據，黃政鍀就相信，當一個族群對於一些事有獨特記憶和認識時，就可以成為一個民族，例如以六四事件為例，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記憶就不盡相同，又或當提及獅子山精神時，中國人會覺得「香港人好捱得」，但年輕人則會認為「香港人只懂得去捱」。
這套簡單的理論和邏輯，只會引發更多的疑問 ：究竟應該用多少事件的記憶，才能區分香港人與中國人？老一輩和少一輩、荃灣人和柴灣人、山頂住戶和深水埗住戶等，對於不同的事件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記憶和認識，是否也應該獨立成族？中國的56個民族、30多個省市自治區是否也要獨立？只是，當一個地區的不同種族和人民都獨立成國，國家還有什麼存在意義？
再說香港獨立後的處境，食水及糧食等問題事小，屆時面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周邊國家的武力威脅、國際社會的外交孤立等，必然會影響其國際地位、重挫其經濟表現，那會是一個比現在還好的香港嗎？
「我認同，我們到時有很大機會要面對這些困境，正如有很多國家從獨裁轉向民主時，反而要面對黨派鬥爭，令社會不穩定，所以，沒有人說過，轉成民主或者獨立，就一定是好好的路。」黃政鍀坦言，目前香港人最想要的並不一定是獨立，而是「想在自己的地方，可以自己話事，擁有真真正正的民主」，因為沒有東西比自己可以影響政府更重要，所以即使預見獨立之路困難重重，他也會繼續。
鍾翰林同樣迷惘。「整個獨派都沒有明確的獨立路線，因為大家都看不到出路。有些人提出武裝革命、民族自決、外國介入等方法，但我們心知肚明，究竟是否行得通，所以我們不像個別組織，不會大大聲聲地鼓吹那些方法，那是宣傳伎倆，但我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鍾翰林無奈地說，「其他獨派可能會罵我們說『不知道』。」但他正是因為種種的不知道，所以更想動員支持者走在一起，思考港獨前路。記者問，既然發現此路不通，為何還不往回走？「不！跟泛民那條路更加是死路！」鍾翰林批評泛民未能維護港人民主，所以說什麼他也不會回頭。
誰害怕港獨？
中文大學今年6月再次發布港獨民調，整體支持率比去年減少6個百分點至11.4%，而15至24歲群組的支持率，更由40%下跌至15%。有人認為打擊港獨有成效，但中央仍然不放心。
湯家驊表示，即使港獨支持比率大幅下降，但仍有逾1成人撐獨，故不足以令中央安心。他提到，有關結果與民主思路所進行的調查相若，「我們把報告拿給北京時，他們的反應是，10%又怎麼可以掉以輕心？如果說1%我就有可能聽你的！」
他去年4月率領「民主思路」訪京後，曾經撰文提及，當時有北京官員認為港獨不成氣候、也不用大驚小怪，為何如今會有這麼大的轉變？湯家驊透露，其實當時只有一位官員認為港獨不足掛齒，但其他大部份官員和學者並非如此，而他為免挑起紛爭，故只引述這位官員的反應，希望緩和氣氛。
在訪京期間，湯家驊曾經用了一整天時間，與20多位新晉北京法律學者激辯港獨，他們不但持有非常強硬的立場，而且對中央政府很的影響力，「大到香港人根本無法想像，中央很多時候都很尊重他們的意見。」
劉兆佳也說，在港獨思潮崛起之前的2010年本土主義萌芽時期，他根本不當一回事，認為港獨只是講講而已，但到內地開會時，就有不少學者提醒他，指有關事件「值得重視、值得研究」，當時他還反勸學者不必過度憂慮，但如今他不敢再掉以輕心了。
劉兆佳解釋，他們的焦慮主因有三：首先，近代中國遭列強入侵致主權淪喪，很多中國人對這慘痛經歷記憶猶新，故對國家分裂尤其敏感；其次，自1990年代起，內地推行愛國教育、毋忘國恥教育，突顯民族主義，加上中國近年晉身世界列強，引發民族自豪感，情感上更難接受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其三，對內地人而言，一國兩制已經充分照顧了香港人的需要、讓港人保留有別於他們的生活方式，即中央已經優待香港，故認為香港也不應挑戰中央權威；最後，中國當前正值崛起之際，但面對地區分離主義威脅和美日軍事聯盟制壓，形勢尤其危險，因此更加不容香港成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基地。
上月開學之初的「校園港獨標語風波」，正正再次觸動了中央的神經，除了十間大學校長聯署反對港獨之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任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以及調任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都在公開場合重申中央政府和全體國民都對港獨零容忍。劉兆佳擔心，如果校園不能自行處理港獨、禁止宣揚港獨，不排除包括中央在內的各種勢力，都會進入院校以各種手段與港獨鬥爭。他否認這種鬥爭會加劇社會撕裂，因為大多數港人都不贊成港獨，所以「不是50對50的撕裂，而是99對1的撕裂」，反而有助香港團結。
劉兆佳又指，若宣揚港獨不受控制地在院校蔓延，相信中央或有關人士會出手，做到「精準打壓」。對於有人批評，中央近年對港政策愈趨強硬，而打壓港獨的「龍門」亦任搬，劉兆佳認為，中央只是修正了過去放任自流的做法，重奪一國兩制的話語權，並將其實踐重新納入鄧小平的構思軌道。至於港獨的底線究竟何在，劉兆佳稱，底線永遠不會固定，而是會隨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如果主張港獨人士進一步以實際行動挑動中央，屆時中央就不會客氣了。
「為什麼我們要害怕？很多人怕得罪共產黨，所以不敢講港獨，但你今天怕講港獨，明天就會怕講民主自由，直至你什麼都不敢講，中共就不再當你是威脅。」黃政鍀說，對於應該做的事，不管要付出多大代價，也會照做，哪怕香港的自由會因而收窄、哪怕可能會觸發《基本法》第23條立法、哪怕全港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香港獨立。他笑言，雖然有生之年應該未必可以見到香港獨立的一天，但他起碼有嘗試為下一代創造獨立的環境，因為「歷史教我們要這樣走下去」。
然而，歷史還告訴我們，就算是流血衝突，也未必可以換來美好明天，更何況這只是想像中的「美好」。
上文節錄自第81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9日）「01專題」之〈外國獨立運動，可成為香港借鑑？〉，相關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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