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信從政能成就社會救贖　劉小麗：DQ是場持久戰　不會放棄

四議員被DQ案、朱凱迪和鄭松泰遭司法覆核案、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出爐……這個暑假，對非建制派來說，硬仗不斷，沒有喘息的空間。小麗老師在接受專訪前，也忙於出席反對「一地兩檢」的泛民聯合記者會，她坐在其他泛民議員中間發言，毫無失落感，彷彿從未被DQ過一樣。
失去了立法會議員資格，這只是劉小麗眾多身份中的一個，她依舊是「小麗民主教室」的創辦者和「青年重奪未來」成員，然而其中唯一仍受薪擔任的職位，則只有理大專上學院人文、設計及社會科學部講師。她彷彿又回到原點，「小麗老師」參與公共事務的起點，過去十個月的議會路難道只是白走一趟？

從教授理論到實踐政治

如果說，人的命運軌迹受着出身左右，那麼劉小麗選擇走上今日的政治抗爭之路，亦是受大學時代的啟蒙。她的成長經歷與新一代的大專生不同。

生長在大學生還算「吃香」的上世紀8、90年代，小麗老師在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又先後取得社會學哲學碩士及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她一開始走的是一條年輕學人的主流道路，修讀博士學位期間在中大任職導師，偶然機會之下到理大專上學院代課半個學期，取得博士學位後受聘為理大專上學院講師。

小麗說「（代課）是江湖救急，因為他們有個老師入醫院，但我看到副學士學生很有求知慾，很上進，令人覺得教學的樂趣很大。」小麗大學時讀社會學，當時正值97主權移交，她坦言自己會關注時事，但對香港回歸中國只是感到無力，一直沒有太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開始覺得需要將自己的專業實踐到政治生活，是教授副學士課程時的事。「當時我開始去思考，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學生？」

學生成為小麗老師的觀察對象，在日常教學的接觸中，她發現副學士學生很多都是基層出身，處於社會弱勢。她坦言這種經驗令她對社會弱勢有了很多的理解。

「有一科是self-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自我溝通與理解），我聽了很多學生成長經歷的分享，很多都是艱苦的故事，有一個很堅強、快樂的女學生，父親因財政問題經常被追債，也面對家庭暴力的問題，經常有家歸不得……學費只能靠借學債和打工賺錢」。小麗老師聽了許多類似的故事，她反思「到底是處於順境，掌握權勢的人，買一個博士學位較值得尊重？還是處於逆境，十分堅強，苦苦求學的副學士女學生更值得尊重呢？」

談到基層的苦況，小麗滔滔不絕，從遭受家暴的副學士學生，到因外判制而工時過長落得家庭破碎的碼頭工人，再到因要交學費而打工結果無暇兼顧學業的學生。她認為基層和長者等弱勢人士，需要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她從教學和自己逐漸增多的社會參與中積累的理念。生活的感悟建構小麗的理念，而理念又與現實政治發生衝突。

「當我在課室裡講許多社會價值和理論的時候，那是在啟發學生去做社會承擔，追求民主……我教的都是社會的理想面，但社會的現實卻並非如此。我開始疑惑，我是否在說風涼話呢？我那時開始認為自己需要去介入社會。」

走社會救贖之路：我無可選擇

小麗認為社會不公的一切根源，都來自於權力與財富的不平等。「掌握權力的權貴設計出來的社會制度，將弱勢壓迫得很盡，弱勢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基層無法顧及自己權利的伸張，知識份子有自己的社會任務，讓社會的權力和財富變得更加平衡。」

2014年，當香港人高呼「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佔領街頭時，小麗也將自己的教室搬到街頭，創立「小麗民主教室」。她開始以一個政治素人的形象在雨傘運動中展現。當83天的佔領結束，爭取真普選的戰役陷入僵局，小麗老師卻沒有停止社會參與和政治表達。2016年農曆新年前夕，小麗甚至因聲援基層無牌小販而身體力行到街頭擺賣，揹上刑責。其後，小麗更參加了當年的立法會選戰，在九龍西選區以非建制第一高票的姿態當選立法會議員。

小麗說，「我心中還是最喜歡教書，但可能我是無可選擇。」她坦承從政或不像教書般「溫馨」，很多成果都較「隱形」，也無法像教學般直觀地看到學生的成長，但成果更「深刻」。她認為自己走上從政之路是緣於「性格使然」，再加上「理論的啟發」，她說「社會學教我們要通過實踐去開創一條社會的道路」。

談到社會學的本業，小麗如數家珍，從強調「溝通」與「共識」的哈貝馬斯 (J. Habermas)，到分析社會結構與個人實踐如何互動而促成社會變動的布迪厄(P. Bourdieu)，再到關懷被壓迫者聲音的福柯 (M. Foucault)，這些殿堂級的社會學大師不但在理論層面上啟發她，同時也因為他們在完成理論後以理論進行社會實踐，走入社會運動，小麗認為這些學者和理論展現了社會關懷和社會救贖。

小麗說：「香港正走在一個歷史轉折的關口，我願意用我的人生，去為香港的民主和民生而努力。」

　DQ後感慨：更須堅持議會路線

小麗的議員生涯僅維持不足一年，就因宣誓就職時「慢讀」誓詞表達對政權不滿，被法庭裁決非真誠宣讀誓詞，議席遭DQ。然而，當晚泛民在政府總部外舉行集會，到場聲援的市民卻不足千人。同時，餘下的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中，大多數泛民戰友亦只專注於審議其他民生議案，DQ案並似乎並未使泛民議員與市民團結起來。

對此，小麗卻並未抱怨。她也能感受到市民對她的關心，「我還記得DQ當晚深夜回家，保安也眼紅紅地叫我要加油，這幾天落區時，也有很多人對我表達支持」。她認為更加重要的是要奪回失去的議席，同時也在民間繼續推動議題，議會內的同事也要更努力，因為市民都期望和思考如何支持她們打一場持久戰。

談到立法會議席的作用，小麗語氣急促，斬釘截鐵：「我發現民間與議會連結確實可以很快地推動議題，例如在墟市小組，我們成功逼政府落地去落實一些墟市的試點和政策。」面對坊間主張泛民議員總辭的呼聲，小麗辯解指，「當對手越是看重你這個範疇，越證明了它（議席）是重要的，如果它不是重要的武器，對手也不會窮追猛打」。被DQ似乎沒有讓小麗灰心，此刻她甚至眺望更加長遠的未來。

「一個議席固然重要，更多的議席，甚至最終達致議會（反對派議席）過半是更加重要的終極目標，這次被奪走多少議席，就要拿回多少議席，下一屆還要拿更加多（議席）。」

言談間，小麗眼神堅韌，甚至透著一種與自決派當下危急形勢不相符的狂熱。他表示，當下要繼續從民間推動政策，但長遠仍然是要協助泛民奪回議席。

後DQ的日子

在被DQ前，小麗表示並沒有花太多時間考慮一旦被DQ後的具體安排，反而更加珍惜在議會的時間，做更多工作。尤其是她一直掛心的墟市政策，在議會的最後日子裡，小麗團隊的工作反而更加密集。查找土地資料、組織小販、協調其他組織，再加上其他議會議題工作，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滿。

但面對DQ帶來的巨變，小麗時刻提醒自己要沉著應對之餘，也有感動時刻。「見到三個助理寫的文章，寫他們眼中的我，感受到整個團隊共同作戰的精神和溫暖，當時也有流淚。」另一個流淚的時刻，則是當地政署逼令她必須在7月24日前移除宣傳品時，一眾「小麗民主教室」的成員冒雨拆走橫額。

至於小麗曾經捐助的機構，甚至提出退還多月來的捐款助她度過難關，小麗雖然沒有接受，但也表示「感受到溫暖」，走到DQ之路的盡頭，她仍然惦記著基層，「那些錢能夠幫到清潔工，外判工，都是很有價值的」。對小麗老師而言，社會救贖的初衷，似乎沒有因為失去議席而改變。然而，在後DQ的歲月裡，失去了議員資格和連帶的議會資源，小麗老師背負的十字架或許會更加沉重，她的社會救贖，又要如何繼續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