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書院的民國情

撰文：黃俊傑
除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外，國民黨在香港傳承中華文化上也痕迹處處——儘管這段歷史被有意無意地抹去。

（本文原載2017年5月15日《香港01》周報第60期B12-13版，按此訂閱周報）

港人對人文領域有所認識者，大概都對新亞書院、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名字肅然起敬；而新亞書院之開創，不僅有賴諸位大師艱苦卓絕的奉獻與犧牲，國民黨的資助亦是其站穩立足之關鍵。錢、唐、張諸位先生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一生反共，奉中華民國為正朔，甚至把新亞書院的校慶定於1949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之日，並在新亞書院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新亞書院簡史〉一文寫到「開學兩個月後……新亞隨即陷入極度困難中。新亞當時從學生所取到的學費，只佔書院總開支的20%，遠不足夠，只好如張丕介先生（張先生於新亞開創之初，除任經濟系主任外，還身兼總務長，負責日常事務與資源運用，在最艱苦困頓之時，張夫人甚至把從大陸逃難攜帶來港的首飾典當，為新亞籌錢紓困。）所形容的，學效武訓要有行乞辦學的精神。一方面錢校長赴台籌募捐助，一方面教師暫緩領薪酬，四處張羅。」

在國府未得美援之時，蔣介石已於1950年命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雷震赴港調研，雷氏亦於11月2日向蔣介石呈交報告指，「港澳有大學數所，在教育立場上是反共的，在經費方面是堅苦撐持，如錢穆等來港創辦之新亞學院」，並建議國府資助新亞書院。中改會於同年12月11日舉行會議，決議「支持錢穆在港創辦之新亞學院，請由教育部予以協助。」

在1980年代末，此時已定居台灣20年的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刊物《新亞生活》中發表〈新亞書院創辦簡史〉系列文章，在文中回憶道，「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冬，新亞經濟困難，余赴台灣向政府請求援助，行政院代表政府允助港幣月三千。先總統蔣公亦允比照政府補助款數同額補助……直至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五月，新亞獲得（美國）雅禮補助方自請停止」。如今在學術界地位崇隆的錢穆學生余英時也回憶道，「一九五一年是新亞在物質方面最艱困的階段，但卻也是精神方面最昂揚的時代」，而彼時亦是台灣國府財政拮据之時，要到1954年艾森豪總統上台一年後才得到美國接濟。1962年，錢穆赴台，以「港方同人亦以新亞在港困頓無發展」，以及「但為長久計，他日返大陸，大學畢業高級知識份子恐終嫌不夠」為由，希望國府能讓新亞書院在台設立分校。惟時任行政院長陳誠婉以「政府決策不再增設大學」婉拒。

新亞書院與國府的關係與連結，不僅出於物資層面，在精神層面亦然。錢穆刻意選在中華民國國慶之日創立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前身），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直指「我們挑定了雙十國慶來舉行學校創辦年的始業式。從此以後，我們逢着國慶，便同時舉行校慶。這也有一意義，要我們新亞的師生們，時時都紀念到自己的國家，要大家深切了解到校運聯繫於國運。若無國慶，便無校慶可言。」

1954年，美國雅禮會補助新亞書院，新亞漸漸擺脫經濟困境，而新亞亦沒有因為得到美國資助而停止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一直到1956年雙十暴動後，港英政府加強打擊在港的親國民黨力量，受港英政府津貼資助的新亞才受到極大壓力。《新亞遺鐸》匯集了錢穆主政新亞時的講演與文稿，其中在〈國慶與校慶〉一文中提到，1958年中華民國國慶之時，錢對港英政府屢屢施壓深感無奈，「我們學校誕生，正值國運又臨險惡之期。興學本期報國，作育人才，求為國用。誰又能說，一校之校慶，便絕對不能影響到國慶呢？」

禁掛台旗 令校慶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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