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後出走青年：還是歸來

雨傘過後，有人感到灰心無力，有人選擇逃避。年輕人曾經形容，這是雨傘下的「創傷後遺症」，28歲的羅健勤（阿Law）曾是其中一個患者。大學未畢業、已想服務社區的他，甫畢業即投身政黨的地區工作。傘後一年，他覺得一切彷彿失了焦，決定出走德國。雨傘運動兩周年將至，他再次踏在香港這片土地上，重新一頭栽進社區工作。

根據入境處資料，工作假期的名額近年愈加愈多，先是德國的名額在2014年由150個增至300個；再來是韓國，今年由原來的500個名額增至1,000 個；最近，連日本也由250個大增至1,500個。去年前，阿Law申請到往德國的工作假期簽證，遂出發往德國生活一年。

「要我移民，又或者10年、20年咁離開香港，我一定唔會。」記者最初認識阿Law時，聽他談起時政，他都很勞氣，但細聽之下，又會感到當中不止憤怒，更有痛心。聽他說起歐遊經歷時，他說得興致勃勃。問他會否想辦法在歐洲定居，他卻立即答你「不會」，「每個國家都有佢哋自己嘅問題，如果一有問題就選擇走，畀你去到邊都係一樣，你走得幾多次？」

完全沙田友生活

阿Law8歲起搬進沙田後，便完完全全成為一個「沙田友」。他小時候愛沿着城門河畔踏單車、跑步，去附近屋邨溜達，最令他膽顫心驚的是乙明邨曱甴特別多；放假家人會帶他到大圍青龍水上樂園玩，有時又會與朋友到新城市廣場行街看電影。就連大學畢業後，阿Law也在沙田做社區統籌工作，更協助處理乙明邨曱甴特別多的問題，昔日他是街坊受問題困擾；投身社會後，他換個身份，去解決街坊的問題。

回想起在德國時，由於不懂德文，阿Law要知道德國正在發生的事，也要追看BBC國際新聞。他試過寄信出問題，連想剪頭髮，亦因為自己無法與髮型師溝通，對方拒剪。

他形容自己像與當地社區失了連繫，「完全外人一個」。

 在香港做地區工作幾年，有一些街坊已經視他如朋友、甚至親人，「佢哋會介紹自己啲朋友畀我識，放工搵你食飯，過時過節會請你食生果，好似當我係仔咁。」說到有街坊曾凌晨三時來電訴苦，他更是哭笑不得，但對方訴完苦後，一句「多謝」，令他覺得很值得。

雨傘過後感無力

然而，雨傘運動後，阿Law感覺街坊的焦點模糊了，仇恨在社區蔓延。從前不同政見的街坊，在邨內最多「當對方透明」，傘後卻是雙方互相挑釁、粗口橫飛，勸阻亦阻不了。自己亦曾因為建議在小巴站加建上蓋，免得街坊等車時日曬雨淋，即被不同政見的街坊罵他只是想「Cap水」、「你哋仲Cap唔夠咩？」他有感無力扭轉現象，又無法令自己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傘後一年，去年10月，他辭去工作，遠走德國一年。

香港年輕人在海外遇到「同鄉」，來留學也好、來工作假期也罷，大家聊天不到５分鐘，十之八九都會開始交流如何能在當地取得簽證和居留的資訊。

但留德一年，阿Law體會到的卻是心態上的調整，「返來香港後，覺得有人唔認同你只係好小事，好似德國難民問題都有民意逆轉嘅時候，亦唔係憑一人之力可以改變得到，政治矛盾係從政者無可避免嘅問題。」啟發他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最初因人道理由大量接收難民，阿Law亦支持這政策，但一個政治決定令她的支持度急劇下滑，她卻繼續堅持推行政策。阿Law深感佩服，亦因此找到理由、繼續做自己相信對居民有利的事。如今他又再重新投入沙田地區工作，「幫到幾多得幾多，政治爭拗留返畀其他人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