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仁倒莊】傘後五年 三種思潮 本土派老鬼：政治中立很悲哀！
79日的雨傘運動，由氣勢磅礡，走到清場一刻，「真普選」願望落空。傘運終結，新時代也隨之崛起，迎來本土派之大勢。「本土派」紛紛出選各大學學生會，說要「打破因循、不要舊調重彈」，否定中國人的身分。然而這種學運的氣勢，到2019似乎無以為繼，出現「斷莊潮」和「政治中立」的現象。
陳珏軒，先在2014年雨傘任樹仁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和學聯常委，再於傘後（2015）擔任會長，橫跨雨傘一代；楊逸朗，2016年在樹仁高舉「本土」旗幟，與中大「星火」一同出選學生會，直言要「奪權」，他至今仍活躍於本土運動中。兩代學生會會長，從過去的學運路，看到一個怎樣的學運未來？中立又會否成大勢呢？
醞釀雨傘
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爆發，陳珏軒是樹仁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亦因此成為學聯常委。他形容當時的社會風氣與論政氣氛頗為高漲，連一直被人說是孤立的樹仁，也有很多同學作出關心社會的行動，「當時大家也很關心政改，或者因為經歷過反國教。」他指，當年有不少關心社會同學，也常見到自己的上莊去遊行、示威和舉辦時事論壇，「因此感染到我讀社會學，我的系會也會參加有71遊行、時事論壇。這些對我來說是個衝擊，難得一代學生建立了這種風氣。」為了承傳這風氣，他毅然在政改關鍵時刻，找來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上莊。
當年社會局勢不穩定，陳珏軒形容學生會的工作如排山倒海，「三月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四五月有新界東北發展事件，自己也辦一些東北導賞團，會去做土地周，宣傳東北議題，然後會去立法會樓下示威。」到了政改，佔中三子主張「佔領中環」，學界因公民抗命的理念而參與，「我們嘗試做先鋒，踴躍叫同學投票，擺了很多街站宣傳，後來又有學界政改方案，拿到三十萬票，僅次於真普選聯盟的三十三萬票。」七月二日開始公民抗命，接連暑假的迎新活動，做些行為藝術，中間還有六四，為九月的大罷課營造了良好的氣氛和條件，「如是者，一開學已經是罷課。」
「你一方面會擔心外來的事，自己會不會做得不夠好；又會不會太過多東西做，大家頂唔順。」當時陳珏軒與一眾學界同道，承擔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可是政治並不停下，「政權開始拉你告你，你一直也是不停衝向臨界點，將自己置身於冒險的境地。」
對雨傘「失誤」之反省 前學聯常委致歉
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陳珏軒與其他學界同儕不同，他不是駐守「主戰場」金鐘和旺角，反而是駐守在銅鑼灣，「當年9月29日，我們在樹仁辦了場集會，真的有幾百同學來了！然後我聽到不少同學去銅鑼灣，所以我也去了銅鑼灣。而且銅鑼灣佔領區與樹仁較近，所以能夠和樹仁的莊員互相支援。」
「保障同學和參與者」
和平抗爭，氣氛卻非如此「平和」，學聯在雨傘面對多種質疑，例如是為何沒有在運動高峰時「行動升級」。作為學聯常委的陳珏軒，直言升級要視乎很多因素，「要看時機，要看什麼時間發起、民情如何、學生是否願意負起人命傷亡的行動。」作為這個龐大社運的組織者，負擔自然沈重，「保障同學和參與者，群眾要在做行動前完全清楚風險，知道事後的支援，同意才參與。在面對突發事件時，會堅持這原則，如果同學面對的風險太大，我們不能承擔，我是傾向不作這些行動。」
雨傘時訊息混亂，對陳珏軒來說是當時最大的挑戰，「九二八時，學聯呼籲大家撤退，令大家很憤怒。但其實意思是，警察用了很大的暴力，所以我們就叫大家走，照顧自己安全為上，但我們會留守，這是我們對市民負責任的行為。當然有人留下我們會很感激；這是組織行動的政治倫理。」除了九二八，十月三日旺角發生激烈衝突，學聯再次呼籲市民「不要前往旺角」，令旺角抗爭者感到被背棄，陳珏軒就此致歉，「當時傳訊做得差，沒有好清晰表達這意思，令旺角的市民有被背棄的感覺，始終情況危急，組織者的訊息及呼籲，會危及到市民（的安存），這是需要向普羅大眾道歉的。」
雨傘之終結 本土學運崛起
雨傘運動走到第79日，在未有「真普選」之下告一段落，抗爭彷彿失去焦點。「本土派」在整場運動的抑壓，傘後一次過爆發，先在2015年發起退聯潮、出選學生會、大力批判多年來的抗爭路線和雨傘時期的學聯、否定泛民主陣營，又提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到2016年，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都是「本土莊」，成為了一時的學界主流。
雨傘的失敗是「學界本土化」的觸發點
2016年，楊逸朗打著「本土」旗幟，以「樹仁本土」之名籌組內閣參選樹仁學生會，成為樹仁第一支「本土莊」。對他來說，雨傘的失敗是「學界本土化」的觸發點，學生對昔日各種價值，以及學聯與民主派在雨傘時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思和批判，「學生會長年由同一個派系圈子的人把持，很封閉、難以參與，令人感覺是傾靠民主派光譜的人；當時本土派也無從參與他們的圈子，在佔領區上台發言也被搶咪禁聲。」
楊逸朗作為雨傘一代的大學生，他直言在雨傘中看到學生會的龐大力量，並從學聯的失誤中反省，「所以年青人想奪權，將方向調整過來。」「本土莊」希望將抗爭面向香港本土利益，楊逸朗形容，「本土派」學生上莊，就像「散落社區」的概念一樣，將抗爭力量、由本土莊帶入校園一方面服務學生、一方面同校方抗衡，「不希望偏向泛民或靠向政黨利益，拒絕盲從，要懂得批判思考，面向本土。」
沒有傳承是錯嗎？
陳珏軒的下莊與自己的理念截然不同，兩屆人彷彿勢成水火，「本土派」像衝著推翻上一輩而來，不過他自己也能理解「本土」青年在想甚麼，「這幾年的打壓太厲害，而雨傘得不到真普選，對很多人都有種打擊。」而他最後悔是沒有好好與下莊溝通，不論在內務還是外務上，形成了斷層，「敵對心態好強，可能覺得前朝的是老鬼，如非必要就不要交流，如不就會被指責老鬼干政，所以當時我也好小心。但其實，是不是不能溝通呢？現在回想，有些東西是可以求同存異的。」
「先搞香港民主，繼而影響中國」
傘後的「本土莊」，對學生會前人的工作方向重新檢視，特別在六四議題上，「前人不斷重提平反六四，去維園悼念，我們並非不認同背後理念，但會否有新形式出現呢？有沒有新的議題可以打呢？我們會有這種反思。」他們與其他十間院校，聯合辦了一場六四論壇，與支聯會六四晚會分庭抗禮，「不停導引討論中國民主的話，好像有點離地，抽離了本地政局環境，所以我們想利用學生會的力量，以本土的角度去想六四的意義、中共在如何殘暴，這樣的政權會怎麼對待香港，而香港的未來應該怎樣。」
「打破舊路，用學界力量，回應民主派提出的價值觀。不希望只作和應而不敢批判，好像將學生力量縮小了。」楊逸朗和很多本土派學生都一樣，否定中國人的身分，認為港中民主無必然關係，「先做好最接近、最貼身的地方，中國反而是無法控制和影響，『建設民主中國』好像有點誇大了自己的夢想。」即使香港在中共的管治下不能獨善其身，但都要分先後，先處理香港問題，「先搞香港民主，繼而影響中國。」
對民族主義始終有戒心
陳珏軒對待六四的立場，卻不如部分「本土派」一樣，認為是「鄰國的事與我無干」，「之所以悼念，是因為有八九民運，帶來六四的結果，不能只悼念政權屠殺，而更加是要記住八九的學運精神。」即使陳珏軒一直都有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他也不太認同支聯會強調中國人的身分；不過，對於有學生辦「以香港人為本位」的六四集會，陳珏軒則有保留，「我對民族主義始終有戒心，2016年我曾到港大遙望那裡的六四集會，只是遙望以免尷尬。那些集會相對傾向宣傳民族獨立的意識，而我覺得民族獨立這件事，現在還未想得通透。」
學生會成立 本身是政治抗爭的成果
來到現在，民主之路溢見崎嶇，雨傘和旺角警民衝突，讓抗爭力量元氣消耗，社會氣氛變得沉寂，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學界的「斷莊潮」中。繼去年多間大學斷莊，今年港大、科大和嶺大等院校的學生會幹事會出缺，而浸大和中大則仍然是「本土莊」。而港大早前有四名候選人參選，但因政治立場模糊，低票落敗；如今樹仁再有一支主張「政治中立」的候選內閣出選。
樹仁老鬼又如何看自己的「政治中立」候選下莊？陳珏軒認為，「政治中立」並不符合學生會最初的民主自治精神，「當年學校不想要學生會，而學生會的成立，本身就是政治抗爭的成果，而且一直有很強社運傳統。若然學生會面對政治默不作聲，說『我中立、我唔理』，一樣要向同學解釋。」
學界成碎片化
陳珏軒認為，主張「政治中立」，不單令社會抗爭力量減弱，更會讓學界的力量碎片化，「一些學生會有好強烈的政治立場，當有人說要中立，就好難作出聯合行動。就算不是磨擦，也會有割裂的狀態，大專學界版圖面臨碎片化。」他預視「政治中立」學生會會繼續出現，但不一定背後有人操控，而是純粹學生覺得不需要政治，「現在這個時局是沉寂的，好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無希望，民主政制守不住，社運路斷了，新一代不想碰政治。」
對於如何止住「中立風」，陳珏軒就覺得，需要靠前人的努力，「政治時局缺乏討論、傳承的話，年輕一代慢慢會忘記，學生會為何要抗爭，他們體會不到爭取民主的意義，也未能認識到學生會的歷史和精神，這就是去『政治化』的過程。」
若不傳承 從此再無「本土莊」
曾作為樹仁大學的「激進本土派」的楊逸朗，看見樹仁出現「政治中立」的候選內閣，他感到相當悲哀，「大學學生會作為高等教育的學生代表，有責任帶領同學思考社會的將來。而作為大學生，理應具備判別是非、思辨的思維。就算是作為人，人生所有事情都需要作出判斷選擇，不論做甚麼、穿甚麼、吃甚麼都需要表明立場。」
楊逸朗認為，所謂的「政治中立」是對社會將來發展沒有任何想法和方向，而今天學生參選學生會，搬出「政治中立」，代表沒有獨立能力判斷社會上的是非，也不打算去思考社會的未來。至於未來會否仍是「斷莊」和「政治中立」的趨勢，楊逸朗就認為取決於前人是否願意傳承，「新一輩如不了解這幾年的政治環境，新生就不會是『本土派』，現階段說政治中立，日後就是欣然接受共產黨。如果甚麼都不做，我敢肯定，一定不會有『本土莊』。」
無力 如何走下去？
楊逸朗認為，傘後民主路比以往更難走，「雨傘前，未知政權的真面目；雨傘時，香港人如夢初醒，也有膽量，所以遇強愈強；雨傘後，由不全知到如夢初醒，到發現改變無望，當權者對和平抗爭抹黑，抗爭者或要背負長期監禁的抗爭成本，所以香港人膽量就變小了，遇強愈弱」
「施暴者手段猖狂，反而香港人灰心散渙，所以很不樂觀。」雖然悲觀，但楊逸朗還是堅持理念，「難行也要行，做人要不平則鳴，就手旁觀是容忍不公義的橫行。」
曾有「傘後抑鬱」之感
陳珏軒直言自己也曾有「傘後抑鬱」之感，覺得「遊行示威去嚟做咩」，但他還是毅然「冧莊」，在疲憊的狀態下，於傘後再上一年學生會。經歷了一年時間，他才走出陰影，所以他覺得有人沉寂、不參與也不為奇，「特別是政治犯和DQ後的年代」，他認為必要找空間、營造氣氛，「從凝聚的角度想，很多本土派都說要休養生息，這樣說是有原因的，抗爭成本太高，所有路線都難行，只能保住有用之軀，待合適時間出來；但這合適時間不會自動出現，要自己去營造，誰人去做？就是在社運低潮中未放棄、而沒有被控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