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校譽紀律先行 校園性教育脫離現實

撰文: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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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西瓜、跳彈床、包保鮮袋、戴兩個安全套……時至今日,香港學生對性知識的認知,依然存有不少誤解,每次說出來,都讓人哭笑不得。
學校並非學習性知識的唯一途徑,但在思想相對封閉的社會裏,大人往往不知從何說起,性教育很大程度還是依賴學校及坊間團體。
常說香港的性教育落後,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坊間團體提供的課程,能夠如何幫助學生?性教育又應該怎樣教?

回溯香港的性教育歷史,1997年教育局編訂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可說是指標文件,它涵蓋「人的成長」、「健康與行為」、「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社會與文化」五大範疇,青春期、性取向、性行為、避孕、性騷擾、性侵犯、性暴力、亂倫、組織家庭、兩性角色、性與法律等議題通通包含在內,惟指引亦強調:「各學校可在考慮過現有資源、校風、辦學宗旨、學生的需要等,才制訂整體策略,然後選用最適切的推行方式,以切合本校的個別情況。」

這份指引不具任何約束力,學校的執行方式各異,有學校將性知識滲入通識、科學、生物、倫理等科目中,亦有不少學校將教授性知識的責任交由民間團體推行,力度、成效不一而足。此外,指引更提及在校內推行性教育應考慮到家長的意願,如家長堅決反對子女上某些較「敏感」的課題,應為學生另作安排,在這個前提上,學校在挑選課題或設計課程時不免較為保守。更重要的是,這份指引推出至今不曾修訂過。

由教育局編訂的《學校性教育指引》自1997年推出至今不曾修訂過。(高仲明攝)

學校思想保守 坊間團體被動

有宗教背景、向來在性議題上相對保守的明光社,每年向學校提供約一百多場性教育講座,內容主要以戀愛關係、性行為、性騷擾為主,偶爾有學校會選擇私影、裸聊、同性戀等課題,「有些學校覺得我們保守,有些反而認為我們開放。」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張勇傑笑說。每年5月,他會與同事開會討論新一年的課題,除了性騷擾、親密界線的界定、戀愛、性行為的抉擇等「萬靈藥」外,大家總會提出不同的意見,譬如上年便有人提議加入「自拍」課題,惟最後未能成事。他解釋,這些課題雖然貼近主流,但始終不是老師的首選,其中私影、出租女友(PTGF)等,開設至今只有極少數學校感興趣,而同性戀、跨性別類則牽涉立場,學校往往未有共識,更多時候是有相關社會議題爆出,老師才急忙安排講座。

其中一個例子是2008年發生援交少女王嘉梅肢解案,社會轟動一時,當年大家覺得事態嚴重,明光社為此設計了一個援交講座,「那一兩年真的很多人選擇,這件事未出現前老師可能連援交是什麼都不清楚。」事過境遷,只有一間女校至今依然找他每年舉辦援交講座。這兩年,出租女友一詞興起,又有學校回來找他,「其實援交與出租女友是很相似的概念。」他無奈道。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張勇傑指出,學校忽視學生的需求,沒有正視學生的性好奇。(高仲明攝)

學校向來有自己的底線,有的較為開放,師生聯手舉辦性教育周,探討不同的議題;亦有學校較為保守,機構入學校前要先交上詳細的課程大綱,校方要先行過濾內容。為了令老師放心,課程策劃者亦會拿捏分寸,盡量貼近學校的尺度。

以色情文化為例,入學校的話,便要將討論範圍縮小至「色情文化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在討論動漫的性觀念時,則集中講述「動漫與電玩的錯誤性觀念」。張勇傑表示,如果講色情文化不加上「對青少年的影響」,老師不會賣帳,有時他也會耍一點小手段,偷偷在PowerPoint上刪去「錯誤」兩個字,「我不認為動漫與電玩裏的性觀念必然是錯誤,但沒有這兩個字的話,沒有人會選這個課題。」在這些字眼上,我們看到的除了是一間機構的妥協外,還觀察到學校對於性教育的守舊價值觀,「但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必然會選一些『包無死』的題目。」

從事性教育推廣工作多年,張勇傑認為學校在性教育方面太過目標為本,忽略了學生的需求,許多老師亦打從心底不認為自己的學生會與出租女友、變性人、同性戀等議題扯上關係。即使是在基本的避孕課上,也有老師講明不可教學生使用安全套,因為教了,他們便懂得使用,「這種想法在中學頗普遍。」他曾到中學課室舉辦避孕工作坊,學校為此先出信知會家長,若家長不允許,同學屆時必須離席到圖書館自修。「我們的角色真的很被動,當然有些學校很友好,可能會問我一些建議,但最終的決定權是在他們手上。」

紀律校譽先行 性教育限制多

為了了解今日學校如何推行性教育,記者聯絡學校,看看能否到場觀課,惟多間學校表示不方便,有學校更給出這樣的答案:「不希望大家覺得我們的學生對性特別好奇。」對性好奇原是天性,學校何以這般忌諱?

護苗基金的高中性教育課程強調互動,在輕鬆氛圍下向學生灌輸性知識。(鍾偉德攝)

這天,大埔一間中學安排兩班中四學生上護苗基金的高中性教育課程。課程去年9月才正式推出,內容以戀愛、兩性相處、性侵犯等基本元素為主,導師採用電子化教學,利用短片、動畫、小遊戲等互動元素講解性知識。現場所見,同學亦頗投入,大概影像化的事物總是容易吸引人。

護苗基金高級教育主任熊嘉敏指,課程投放了不少時間及資源製作,惟目前報名的學校不算多。她解釋,學校於每年6、7月已制訂來年的教學計劃,要中途加入新課程並不容易,加上高中學生要預備公開試,課堂時間本就緊張,舉辦工作坊佔去學生的上堂時間,老師或要在事後補回失去的堂數。

學校希望教的東西實在太多,又要搞課外活動,每一個課程的開辦都需要有相應的配合。我們每年做年規劃,會商量抽取什麼科目教授,除了性教育,還有很多課程要考慮,個個都爭time slot。
鄧老師

鄧老師是中學中文及訓育老師,她的學校每年會邀請衞生署、護苗基金或基督教團體講授不同的課題,有時會空出兩堂課做工作坊;有時時間較長,會佔用一個下午,一個月上兩三次不等,但每年具體的上課時數則沒有標準。該校的性教育主要由訓育組及輔導組負責,兩者的角色不太一樣,輔導着重介紹男女差別、兩性成長、男女性徵、性侵犯等,而訓育的着眼點則有點意味深長──以紀律為前提,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譬如不要取笑他人、校外不要拖手等,以免影響校譽。

事實上,有這種思維的學校為數不少,有學校為維護校譽,訂明中一、中二學生不許拍拖,有的在意家長街坊的聲音,挑選性教育課題時特別小心。兩年前,鄧老師的學校有一名中五學生意外懷孕,最後退學結婚生子。一直與她保持聯絡的鄧老師透露,女孩最近婚姻出現問題,然而自己無法提供太多幫助。

類似的情況張勇傑也遇過,曾有老師跟他分享,在一個教師培訓課程上被問及學校有沒有意外懷孕的個案,在場只有男校老師表示從未遇過,「許多老師都覺得這是個別例子,或學校兩年才出現一個個案,他們不認為應該為兩年才出現一次的事件而特別向學生講解相關的知識。」

鄧老師亦很矛盾,「我相信學生不是不知道避孕的重要性,但他們在當下會先享受那一刻的快感。」她指學生的價值觀很難因為一兩次的工作坊而有改變,「你不要以為現在的學生會以很理性、認真的態度對待性教育,他們仍會笑人是豬扒、乸型、基佬等。學校有位男老師是同性戀者,他們經常互相恐嚇,說小心佢捉你入廁所插你。」

一年一次的性教育工作坊,對學生理解「性」有多大幫助?(高仲明攝)

標籤性的言語攻擊,很多年前已經於校園出現,時至今日,老師依然為此煩惱不已,因為處理不當的話,很容易演變成打架、言語欺凌。若學校性教育做得好一點,能否改變這些思維?「很難講。」鄧老師想了一會說。「坊間有很多有心人想做好這件事,這些機構都很專業,他們會訓練導師、社工做相關的工作,課堂上他們會用很多道具,又將課室佈置得很漂亮,反而是學校無法配合,學校希望教的東西實在太多,又要搞課外活動,每一個課程的開辦都需要有相應的配合。我們每年做年規劃,會商量抽取什麼科目教授,除了性教育,還有很多課程要考慮,個個都爭time slot。」

教育局被問及學校制訂性教育課程的狀況,一如既往地耍太極,搬出「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各主要學習領域、學科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中」的說辭。對此,鄧老師頗感無奈,她指高中通識科的確牽涉種族、性別定型、多元社會等議題,「但會否教得深入則要看考評局會否出相關的課題,以我所知,公開試好少會出這方面的題目,唔會出就唔會深入地教。」

你可以預計即使更新《學校性教育指引》,教育局亦只會補充一些最基本、不會死人的資料,還是離不開互相尊重、減少歧視、包容、接納等價值觀。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張勇傑

那是否修改《學校性教育指引》就能解決問題?張勇傑對此略帶保留,「你可以預計即使更新了,教育局亦只會補充一些最基本、不會死人的資料,還是離不開互相尊重、減少歧視、包容、接納等價值觀。」他對修訂指引沒有太大期望,反而希望教育局考慮規定學習時數,保障學生能夠接受足夠的性教育。

「學校基本上沒有認真看待過指引,學生又擠不出時間,所以20年來學校性教育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在內容上,我也不認為有什麼躍進,還是教大家如何使用安全套、教導兒童要有保護意識、如何談戀愛。」研究性教育多年的中大性別研究講師曹文傑說。

難與教育制度分割

曹文傑認為現行的教育制度,不利於推展性教育。談性論愛的前設是彼此互相信任,但現時大部分老師已疲於追趕課程進度,在課堂上往往會以命令式的口脗對待學生,兩者未必可以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大部分老師亦不曾接受過相關培訓,未必能夠處理學生的性好奇,在講述性知識時或有忌諱及感到尷尬,「一旦感到尷尬,他便會將話題講得很嚴肅,害怕被學生挑戰。」

曹文傑認為,本地學生性知識不足,與現時的教育制度不無關係。(高仲明攝)

其次,學校過分強調性的不良後果,忽略其正面價值。「一講就係性好危險,容易有性病、會令人懷孕、會有法律後果等。所有關係都有愉悅與危險的一面,但做性教育時我們往往將家庭關係、婚姻關係美化,而將婚前的性關係貶低。」學校的出發點或許是希望保護年輕人免受傷害,但在曹文傑眼中,過分強調保護、展示後果的話,學校很難與學生展開對話。此外,家長的投訴文化亦影響學校推行性教育的力度及意欲,現時學校面對收生不足、殺校等壓力,在主流意見及家長期望中,自然向後者傾斜。

曹文傑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並沒有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發展自我的能力,而這也影響了學生面對性事的態度。以近期發生的「Me Too」事件為例,他解釋:「我們一方面壓制年輕人自立自主的能力,一方面又期望他們向性說不,這是不現實的。在性方面能夠話事的人,往往要在生活上,如選擇學業、幾時拍拖、幾時去街等有話語權,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掌握人生、原來自己的想法是重要的。當他有這種能力時,在面對一些不受歡迎的性邀請或性侵犯時,他才會較容易說不,所以過度保護反而容易讓人暴露於危險。」

性教育是廣義教育,如果希望青少年活得更有自信、得以掌控自己身體的話,則牽涉整體的教育改革、整個課程設計的改變,譬如劃定時數、推動學制改變等,而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這絕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

上文刊載於第9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月29日)《校園性教育 只此一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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